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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极右在上升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左翼政党，按人数是西班牙第二大政党）在穆尔西亚地区（西班牙东南部）的总部被一枚汽油弹点燃。作家EoghanGilmartin在《雅各宾》剖析了这起事件，认为它显示出议会极右的发展是如何与暴力的新法西斯主义街头运动的兴起相结合的。

监控录像显示，汽油弹被一个人从被砸碎的窗户投掷出去，随后办公室内燃起大火。外墙被喷上了“红色”和“炸‘我们能’”的口号。“我们能”的领导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Iglesias）在推特上说：“极右的街头恐怖主义不会吓倒我们”。

这次袭击有其政治背景。穆尔西亚如今由保守的人民党执政，并得到极右翼政党呼声党（Vox）的支持；因此“我们能”发言人PabloEchenique将这次袭击称为“议会和某些媒体中仇恨言论正常化的必然结果”。当地议员JavierSánchezSerna指出，这是去年这些办公室第三次成为极右翼团体的目标——人民党和呼声党都拒绝支持谴责之前破坏“我们能”办公场所的声明。

年2月21日，西班牙巴塞罗那，抗议者参加声援说唱歌手巴勃罗·哈塞尔的示威游行，警察在街头戒严。今年2月媒体对为支持被监禁的说唱歌手PabloHásel而举行的街头抗议活动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报道，那时即使是小事件也成为头条新闻，而现在“我们能”总部被袭击却没有出现在任何西班牙报纸的头版，与2月形成鲜明对比。相反，西班牙《世界报》选择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称伊格莱西亚斯在部长办公室宣布竞选马德里大区主席时可能违反了选举法。一些右翼评论员甚至声称，这可能是一场旨在获得宣传的内幕交易——上周五#selfattack“我们能”（#自我攻击“我们能”）的标签成为热门话题。

2月西班牙媒体如此迅速地指责“我们能”煽动骚乱，但随后又淡化了极右翼攻击浪潮中的最新事件，这并非偶然。对于西班牙的经济精英以及更广泛的政治右翼来说，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激进的左翼——尤其是现在它与中左翼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起组成了联合政府。极右翼街头运动有恃无恐，而建制派则对这些运动放任自流。

近日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也极大地凸显了极右团体的存在，当时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亲自与一群试图破坏“我们能”竞选活动的新纳粹分子对峙。戏剧性的画面拍下了五名光头党和伊格莱西亚斯之间的对峙，伊格莱西亚斯当天上午辞去了西班牙副首相的职务，以便参加马德里选举。

“我们能”领导人曾参观马德里郊区的一个社会中心，该中心几天前遭到堡垒阵线（BastiónFrontal）成员的袭击，堡垒阵线是一个对过去一年一连串暴力袭击事件负责的组织，主要针对移民和LGBT社区成员。据研究人员JuanFranciscoAlbert介绍，堡垒阵线只是疫情发生后成立的众多新法西斯组织之一。其他组织包括“革命西班牙”（RevolutioEspaa），该组织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凌晨破坏了首都一幅著名的女权主义壁画，之后获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

这个日益壮大的基层新法西斯组织网络与议会极右翼政党呼声党的关系有些矛盾。记者MiquelRamos认为，这些新法西斯主义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有能力将大量对传统政治不满、但又不被呼声党的奢华贵族形象所诱惑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受法国和意大利新纳粹组织的启发，堡垒阵线等组织将社会活动（如在周边社区分发食物）与街头暴力和在社交媒体上不断传播仇恨言论相结合。他们还试图塑造一个明确的“工人”身份，将自己定位为爱国的本土工人阶级的捍卫者。

呼声党的兴起以及随后的新冠疫情培养和造就了高度激进和活跃的青年群体。即使在汽油炸弹事件之前，极右翼暴力事件就一直在上升。事件范围从卡斯特利翁省左翼团体使用的社会中心遭到毁灭性的纵火袭击，到马德里移民中心外的冲突（由堡垒阵线煽动），以及去年秋天全国各地的暴力反封锁抗议和抢劫浪潮。此外，新纳粹团体还多次破坏进步集会，并破坏与左翼有关的目标，如-年内战中共和党一方的纪念碑。

右翼媒体和安全部队中的主要人物甚至愿意纵容极右派兜售的反女权阴谋论，以攻击左翼联合政府。呼声党和其他团体多次声称，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尽管政府意识到了新出现的疫情的规模，但还是决定继续举行年的妇女节游行——从而制造了一个超级传播者事件。一份包含大量虚假说法和捏造数据的法律报告被提交给司法部门，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后，国民警卫队内部的高层人物，包括在马德里地区的指挥官，不得不被解除职务。

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去年夏天的一份报告发现：“西班牙的极右翼暴力事件往往比西欧其他国家更有组织，尤其是与英国和德国等案件较多的国家相比，那些国家的行动者更有可能被视为‘独狼’”。报告还认为，西班牙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此类暴力事件最常见的目标仍然是左翼和同为极右的其他政治对手，如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即使对移民的攻击也在上升。

西班牙是受到大流行经济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去年的失业率为16.1％，八十万多人陷入了严重贫困。这些极端主义团体显然正在寻求利用这种不断恶化的局势，以便在去年取得的势头基础上继续发展。

气候变化与照护基础设施

近日，《新共和》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照护工作是气候工作》（CareWorkisClimateWork）的文章，KateAronoff在文中探讨了照护经济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角色。

在美国陈旧的政治体系下，如今只有庞大的综合性法案才有以微弱优势通过的可能，拜登总统最近提议的“基础设施法案”可能是他在预算协调过程中塞入一些内容的最好也是最后机会。因此，什么是基础设施就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共和党人主张任何不是完全关于道路和桥梁的提案都不是真正的基础设施，并试图将这个一揽子计划描绘为某种绿色新政的精简版。

年3月3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福尔松市，福尔松湖的湖岸。美国西部大部分地区正面临七年来最干旱的春季，这可能引发一场气候灾难，可能会影响农业和电力生产。拜登上周发布的《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JobsPlan）作为其基础设施法案的一半内容，着重于通过电网升级、科研经费、电动车税收减免等措施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但规模远远小于气候专家所说必须达到的程度。然而在即将迎来气候变化的世纪，什么可以算作基础设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未来几十年里，从汽车到厨房所有物品都将使用清洁能源，这将颠覆由来已久的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并需要建筑环境发生广泛变革。无论世界做出的行动有多快，气温上升都会带来更多的风暴、干旱和洪水。各类基础设施都需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如果基础设施法案得以通过，其中的一些部分可以提供这种准备，其中就包括亿美元的“照护经济”（careeconomy）投入，参与者包括护士、家政工和许多其他人员。具体而言，这项投资的目标是“通过为必不可少的家庭照护工作者创造工作岗位和提高薪资福利来巩固照护经济的基础设施”，同时增加“为老人和残障人士提供的高质量的、可负担的家庭及社区照护服务”。“基础设施法案”另一半的《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FamilyPlan）可能将重点放在这方面。

目前为止，气候相关的提案和照护相关的提案基本上都是被作为面向不同群体解决不同问题的不同资金来讨论的。但罗斯福研究所的气候政策主管RhianaGunn-Wright指出，“如果没有医疗基础设施，想要公平地进行经济变革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仅仅改变使用的能源是不够的，必须改变整个经济结构。”

经济学家LenorePalladino表示无法理解任何经历了新冠疫情却没有看清照护基础设施是经济支柱的一部分的人。如果没有照护基础设施，在大流行逐渐平息时，女性将很难重新进入职场，因为她们承担了过高比例的照顾孩子和老年亲属的工作。这不仅是经济重回正轨的障碍，同样也不利于清洁能源的推广。Gunn-Wright认为，公共的全民儿童照料服务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只靠白人男性建造风力涡轮机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是不够的，而想要确保女性和有色人种进入新兴绿色产业，就意味着把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政策原因在美国被视为家庭责任的照护工作传递出去。照护工作正在不断增长，而且总体上是低碳的，比起拜登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复兴制造业为从化石能源产业中被削减出来的劳动者提供新工作，这个领域更可能提供大量好的、绿色的工作岗位。更多的照护工作者也能够会气候变化带来的疾病做好准备，例如热应激、疟疾甚至是未来的大流行。在国会中，议员JamaalBowman率先将照护工作视为气候工作，他最近发布了一项全民照护议程以及1.6万亿的中小学更新计划。

美国政治家更倾向于把基础设施视作经济发展的仆从，而不是建立良好社会的基础，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例如经济学思维认为，贫困社区的人均生产总值低，因此将公共投资用于为这些社区更换含铅水管不如用在更新高速公路上，后者可以让人们更方便地通勤和在亚马逊网站购物。同样的思维方式使得一切为化石燃料的自由流动服务的基础设施从来不会缺乏公共支持。

就目前来看，拜登政府就增长和谁从中受益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前几任政府的理论，反映了经济学界近来开始的转向，即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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