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我为什么鼓励年轻人生孩子
人口问题背后，创新和传承不仅关乎国家命运，更可以启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李艳艳赵东山
编辑｜李薇
头图摄影｜邓攀
在中国，没有一个企业家，像梁建章这样执着于人口问题。
但外界最早熟稔的，曾是他天才少年和商界大佬的形象。那个13岁自学电脑程序写诗，15岁考入复旦“少年班”，20岁就获得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硕士学位并直博的少年，个人经历与智识一路开挂，“天才”是梁建章身上抹不去的符号。
年，30岁的他回国创办携程并在4年后带领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事业如日中天时，他选择出海求学，但每当携程进入危急时刻，他都毫不犹豫再次出山，为携程稳坐在线旅游老大位置保驾护航；年，旅游业陷入历史低谷，他放下身段唱跳cosplay直播带货，再次带领携程走出危机。
不过，在人口问题研究上，梁建章却是个孤独行者。
过去十多年，他一直冲在影响和反思人口政策的一线，时时刻刻“想让别人生孩子”。他的热情，在谈论人口问题时总能被点燃。这样关心人口问题的企业家，国内罕有，如学者何帆所言，“所有问题都能被梁建章归为人口问题”。
从年《中国人太多了吗？》到年再版《中国人可以多生！》，从人口经济学著作《人口创新力》到人口科幻小说《永生之后》，再到最近《人口战略》的推出，十余年间，梁建章不断深入研究人口趋势，他的微博、专栏等发声渠道，几乎都被“人口”所占据。
年，梁建章与多位学者共同创办“育娲人口研究智库”，并提出了很多鼓励生育的具体措施，例如现金和税收补贴、房贷补贴等，引发了不少公众讨论。面对年轻人，“花式催生”的梁建章，似乎显得“费力不讨好”，他被网友冠以“催生办主任”的名号。
对于外界争议，梁建章一向温和处之。但他最近越来越焦虑，因为他意识到，人口问题背后，创新和传承不仅关乎国家命运，更可以启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一些诸如人生意义的终极之问，总萦绕在他心头。
5月底，在梁建章的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出版之际，《中国企业家》专访了他，试图探寻他痴迷人口问题的缘由，以及世俗意义上的财富和名利，梁建章早已拥有，他的心底还在追求什么？他又如何理解人类、世界和生命？
人口与创新是目前中国的两个关键命题。在新书中，梁建章将其联系到一起，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人口创新力模型”。此外，这本书详细分析并预测了中国未来人口情况和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并就公共政策如何降低生育成本，提振民众生育意愿给出了详细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梁建章还在书中强调了创新和传承的关系。“相对于宇宙的浩瀚，生命固然短暂和渺小，但只要存在生死，渺小的人类就可以无限延续，从而孕育无限的创新，并将其在空间和时间上无限传承。”书的结尾，梁建章写下这样一句话。
以下为《中国企业家》与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育娲人口研究智库联合创办人梁建章对话的核心要点：
1.中国快速发展起来，得益于它在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人口规模跟市场规模。
2.影响创新的根本因素是人口，随着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创新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3.在一个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里，年轻人不仅数量少，活力也会下降。
4.平均来讲，30多岁是一个黄金创业高点，他有一定的积累，又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5.少子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女性的独立，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很高，也会影响职业发展。但如果把女性平权做好，并且给予很好的生育福利，就能同时提升女性地位和生育率。
6.每个人或者整个社会都要思考，你的生命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能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以下为对话实录（有删减）：
人口与创新《中国企业家》：《人口战略》是你的新书，通过这本书，最想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传达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梁建章：这本书讲的也许是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不确定因素，就是人口问题。近几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下降得非常快，7年前，这个数字是多万，去年多万，这样的变化会对未来整个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人口战略》从多个方面出发，分析人口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创新力。
我在这本书中开创性地做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创新力模型”，将创新力跟人口规模、人口能力、人口的内部交流和外部交流性等几个要素量化，并做了深入分析。我还引入很多国家作为案例，分析他们的人口变化如何影响了经济，包括美国、日本。
《中国企业家》：这本书的诞生过程或出版以后，收到过来自学者、朋友的反馈吗？
梁建章：我研究的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过去几十年来，创新跟人口的关系，在新兴产业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工业革命以后，创新一直是经济中的重要因素。在以制造业为主导的时代，产业链交易层面有一定的规模效应，也有人口因素的影响，但没有现在这么明显。
就像30年前，美国和德国的差距可能也没有那么大，日本、德国的制造业产品也能够行销全球，但到了最近二三十年，信息服务产业（广义）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产业，美国已经远远把日本、欧洲抛在了后面。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中国也快速发展起来了，这得益于它在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人口规模跟市场规模，诞生了很多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平台公司、互联网公司和AI等技术公司。另外，客户在参与创新，用得越多，算法、流程也会提升得更好。
相比以前的制造业，现在的信息服务产业有着更强的规模效应。大国往往一开始就能领先于小国，取得一个大规模的用户群，使得算法可能领先于小国一年两年。等算法比较成熟了，在自己的市场上取得了收益和经验后，就可以占领小国的市场。
谷歌就是如此，在美国成功后占领其他市场。大国的这些平台会占有先机。所以大国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尤其美国跟中国，就有很大优势，趋势现在越来越明显。
《中国企业家》：人口在数字时代的边际效用，相比以前的农耕和工业时代，还是有很多不同。
梁建章：对。现在经济形态完全不一样了，农业可能只能在GDP的百分比里占据个位数，工业可能占了百分之十几二十，其他很大一部分是信息服务业，这就是用户实际参与的创新，所以你要有很多的研发大脑。
一个人的创新力，（取决于）大脑的很多神经元，彼此有很多连接，那一个社会、国家的创新力，也需要很多聪明的大脑，对内对外都有很好的连接，年轻有活力，一起来参与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创新力跟人口规模是正相关的。
《中国企业家》：你在这本书中提到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工作岗位会不会减少的问题。最近ChatGPT爆火，会修正你的理解吗？
梁建章：ChatGPT其实也是智能信息服务的一个模式，它捅破了智能跟非智能的窗户纸。短期来说，失业还不是个问题。
举旅游的例子，现在中国人均收入才1万多美元，平均每人一年坐一次飞机，如果你真的要实现旅游自由，可能收入还要几十倍的增长。旅游是人工智能很难大幅提高效率的领域。
长远来说，未来50年，人工智能确实有可能替代几乎所有的工作。那到时候不是说人工智能能不能替代，而是说人类敢不敢，愿不愿意让人工智能去做，我觉得人类还是会将其把控在自己手里。
来源：视觉中国影响创新的根本因素是人口，随着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创新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创新需要人类去把控。当人口少了或者是人口老了，创新活力就会下降。
举个例子，如果中国现在维持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在很多产业里中国会很强，比如机器人产业，有很多的研发人员可以投入，也有很多场景。但如果人口萎缩，研发人员减少，市场规模减少，这些创新的制高点就可能会被其他国家取代。
年轻人与创新《中国企业家》：这本书中，你对年轻人与创新的关系的研究情有独钟，还举了自己创业携程的例子。当年的携程就是你们几个年轻人一起做起来的。而当下的环境，对年轻人和创新的关系提出了哪些新挑战？
梁建章：年轻人减少的结构性问题是否影响创新活力，是我们研究的课题之一。
一个国家正常的人口结构是“”，2个老人，2个中年人，2个年轻人，每一代人差不多是同样的规模。相比少子化的年龄结构，比如“”，4个老人，2个中年人，1个年轻人，这样会出现什么状态？首先是创业活力，因为年轻人在活力方面肯定要比老人好一些。
如果在一个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里，年轻人不仅数量少，活力也会下降，因为有太大的中年或老年人人群压在他上面，他的晋升空间就会受到影响，整个经济也会因为人口负增长没有新的投资而低迷。
这跟日本现在的状况有点像。日本90年代以后，第一，没有很多新公司出来，不像美国、中国，有很多新的公司；第二，现有的这些高科技公司，创新能力也在下降，技术滞后，跟不上节奏。这跟人口结构有一定关系。
那中国呢？未来十几年，总体来说中国经济还是乐观的。但中国的（年新生）人口规模从年代的万左右，到90后00后的每年万，已经下了一个台阶，现在只有不到万了，肯定会给未来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这个影响要延迟到十几二十年之后，所以需要很多切实的政策落实。
《中国企业家》：你创业的时候也才30岁出头，如果你比当时晚5年创业，甚至晚10年创业，你还会有当时的冲动或冲劲吗？
梁建章：对我来说，当时也是最适合的年龄。那时候，整个行业、整个中国经济各方面都是欣欣向荣的状态，中国享受到了很大的人口红利，那个时候年轻人是现在的60后70后，这批人每年出生人口有万，到了80后也有万人/年的时候，还迎来了婴儿潮，这非常好。
平均来讲，30多岁也是一个黄金创业高点。第一，他有一定的积累，比如，人脉、钱、事业的积累。第二，30岁正好又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可能刚结婚还没孩子，负担没有那么大，可以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太多牵挂。几乎所有国家，30岁都是最佳的创业年龄。
《中国企业家》：你在书里也举了以色列的例子，以色列人口没有那么多，但仍然是世界创新的一个心脏，你给了一个解释——虽然以色列创新能力很发达，但很多创新成果是在以色列以外呈现出来的。
梁建章：对，以色列的创新力非常旺盛。全世界的犹太人，差不多1/3在以色列，1/3在美国，还有1/3在世界其他地方。但美国犹太人的创新成果远远多于在以色列的犹太人。
我们也接触过以色列的创业公司，但因为本土市场比较小，过去大部分公司都是B2B的技术公司，做一个点的技术突破，最后卖给美国、中国的公司，美国很多公司都是犹太人创办的。
《中国企业家》：本书重点论证了人口和创新的关系，但随着经济发展，生育传承的意愿变得越来越弱。如何看待这个现实困境？根源是什么？如果说现在养育孩子成本太高的话，古代人多生孩子，其实是当时的一种风险对冲机制，生的孩子越多，家族获得繁衍的可能性越高，现在是不是因为不需要这种风险对冲了，大家反而没有生育的愿望了？
梁建章：对，现在大家的娱乐机会比较多，受教育时间比较长，工作的机会成本比较高。最重要的原因是女性的独立，她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很高，对职业生涯发展影响很大。
所有现代化国家都会形成这样的状况。这当然是个好事，但也造成了一个副作用，就是生育下降。
女性地位和生育率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在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传统社会，女性地位比较低，不得已生很多孩子。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逐步提高，生育率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不是单向的，当社会进一步发展，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性非常高时，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不降反升。当然，这需要社会资源做很大的倾斜才行。
来源：视觉中国对人口研究的兴趣缘起《中国企业家》：过去十多年，你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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