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乌托邦乡愁社群实验与乡村建设澎

年，在美国有三本相似题材的新书出版：《乌托邦自驾游：穿越美国最激进思想的公路之旅》（埃里克·雷切）、《此在的天堂：美国乌托邦主义的故事》（克里斯·詹宁斯）和《奥奈达：从自由性爱乌托邦到精致摆设的餐桌》（艾伦·韦兰-史密斯）。在《纽约客》发表的

长篇书评

中，阿卡什·卡普尔（编者按：印度作家）把它们的同时涌现称为“乌托邦的回归”。与这些新书“热情，甚至赞美”的笔调相比，卡普尔对它们所写的十九世纪美国乌托邦实验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乌托邦所探索的社会“不可能更美好”。然而，在

《金融时报》上评论

其他两本新书——《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全民基本收入、开放边界和每周15小时工作制方案》（罗格·布雷格曼）和《基本收入：建设自由社会和健全经济的激进提案》（菲利普·范·帕雷斯与杨尼克·范德波特）——时，他对乌托邦思想作为诊断社会弊病的方式毫无怀疑：“它迫使我们面对现在，至少承认需要一个非常不同的未来。”无论卡普尔的态度如何，“乌托邦的回归”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揭示了当前社会的不满。

自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启动让流动资本可以跨越国界，美国制造业开始向廉价劳动力集中的国家转移，金融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力，它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不仅导致财富高度集中，拉大贫富差距，还因过于放任自由、缺乏监管，先后酿成了年的次贷危机和年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政府职能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下进一步收缩，它不仅无力挽救金融危机，也无法让长期停滞的“锈带”复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上政府把公共服务“外包”给市场化的公司的政策，让两个多世纪以来苦心建设的机会平等和条件平等的福利制度难以为继。自动化生产、人工智能对工作机会的剥夺，至今仍未有相应的伦理主张和制度设计来抚平人们的忧虑。对世界霸主角色的执着，为满足军工企业的利益而发动的过多的对外战争，让美国深陷恐怖主义的泥沼，大大降低了社会的安全感；而与崛起中的中国的竞争，更酿成有可能两败俱商的贸易战。特朗普的出现，标志着美国正从一个全球化的领导者身份向过去的民族主义的撤退。

在这样的时代谈论十九世纪美国乌托邦，无疑也是一种撤退。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中，用了一个新词“逆托邦”（retrotopia）来描述这种不仅发生在美国同时也发生在欧洲及其它地方的趋势：“各种‘逆托邦’正在从莫尔式的乌托邦的双重否定——被拒绝之后的复活——中出现。前两次人们都是去那尚未诞生、因此尚不存在的未来中寻找人类的幸福，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从那已失去、被盗走或被抛弃却未死的过去中寻找各式各样的乌托邦。”自从托马斯·莫尔在五百年前发明了乌托邦这个词，人们就相信一个更好的社会存在于未来某处；但经历了许多乌托邦实验的失败后，人们否定了乌托邦；当置身于今日世界的混乱不安，人们看不到美好的未来，于是又否定了对乌托邦的否定，选择了回归过去。鲍曼进一步引用德里达的名词来说明，这种回归不是对过去的“重复”（reiteration），而是选优汰劣的“迭代”（iteration）。这意味着，人们有可能对历史上的乌托邦经验进行遴选，剔除一些过于激进暴虐的选项，在美国震教村（ShakerVillages）、新和谐公社（NewHarmony）、布鲁克农场（BrookFarm）、奥内达公社（Oneida）这样小范围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历史经验中去芜存精，重新发掘、更新它们对抵御社会危机、重建今日生活的意义。

鲍曼的“逆托邦”概念深刻地概括了此时此刻我们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倒退——例如因为国家和政权的失效而回到利维坦出现之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因为全球化的弊端而回到民族主义、部落主义、社群主义，因为大国竞争加剧、边界和壁垒的加强而回到冷战，因为“有者”（thehaves）与“无者”（thehavenots）之间不断扩大化的差距而回到不平等，因为极端的不安全感而回到个人自闭状态，如果有可能，甚至还希望回到类子宫环境，也就是不用与外界发生联系的生命前期体验。这一“逆托邦”概念也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乌托邦议题会在今天卷土重来，为什么有相关新书密集出版。这些新书的作者们不仅研究历史，例如雷切、詹宁斯和韦兰-史密斯对美国社群主义乌托邦运动的回顾；有的还大胆写出新的“迭代”方案，例如布雷格曼、范·帕雷斯与范德波特向欧洲推介的“全民基本收入”（UBI）制度。

历史上所有的乌托邦思想无一例外地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其次是设计出替代的方案。在轴心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文明衰败的不满，他希望用“哲人王”的贤人政治来替代失败的民主；老子“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的“小国寡民”社会，庄子“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孟子“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井田制”，均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乱世的建言。尽管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西方的乌托邦概念，也没有西方那样的乌托邦叙事文学的传统，但它一直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有相似的强大论述。比照西方的乌托邦概念，老子、庄子的思想可以称为道家乌托邦主义，孔子、孟子的思想可以称为儒家乌托邦主义。中国最有名的乌托邦文学作品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它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由逃避秦帝国暴政（“避秦”）的人们建立，是道家乌托邦的完美样本。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可以称为墨家社会主义，许行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思想代表农家学派，被大卫·格雷伯称为“农民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莫尔的《乌托邦》（年）写于英国新教开始脱离罗马天主教、圈地运动出现、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十六世纪，他敏感地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时代恶疾，在工业革命前的长夜里开出了第一份诊治方案。自此，幻想地理学、游记、问答录、公有制、平等、教育等等就成了一个新创文学类型的标准配置。乌托邦叙事文学有一长串的书单，有的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甚至成为实践指南。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年）提到的博物学机构“所罗门之宫”（Soloman’sHouse）影响了罗伯特·欧文邀请费城的知识分子到新和谐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创新；蒂耶纳·卡贝（étienneCabet）的《伊加利亚旅行记》（

VoyageenIcarie

，年）成为他自己在美国创建的一系列伊加利亚社区（IcarianCommunities，年开始）的蓝本；爱德华·贝拉米（EdwardBellamy）的《回顾》（

LookingBackward

，年）同时影响了英国埃比尼泽·霍华德的《明日花园城市》（年）和晚清中国儒者康有为的乌托邦理论著作《大同书》（年）的写作；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年）影响了费边社的新生活实验；B.F.斯金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

WaldenTwo

，年，编者按：又译作《瓦尔登湖第二》）则是弗吉尼亚州双橡社区（TwinOaks，年成立）的行动圣经。夏洛特·吉尔曼（CharlotteGilman）的《她乡》（

Herland

，年）是罕见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里面女人国的国民只有名，没有姓，因为她们都是自体繁殖，没有父系来源，这注定了它不能从虚构变成现实。

震教创始人安·李（MotherAnnLee,-）TheShakersTimeline

十九世纪的震教徒。取自CharlesNordhoff出版于年的调查报告

TheCommunisticSocietiesoftheUnitedStates

SchockenBooks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爆发把大量农民赶进了工厂，把英国变成了恩格斯所说的“人间地狱”，同时也点燃了这块土地上的乌托邦行动。年，曼彻斯特妇女安·李（AnnLee）不堪忍受英国国教的迫害和恶劣的生存条件，远渡重洋到新大陆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锡安王国，次年在纽约上州建立了第一个震教定居点。欧文是新兴的纺织行业中的翘楚，他为了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年在苏格兰开始了新拉纳克（NewLanark）实验。在遭遇英国保守宗教势力的围剿后，他年也转到美国去，在印第安纳州接手德国分离教派和谐教会（HarmonySociety，年成立）的一块土地，在那里继续他的世俗乌托邦建设。在欧文宣布要用新和谐公社的“新道德世界”冲击美国的国家价值体系时，傅立叶给他寄去了自己的新书《论内部农业协作》（，年出版），毛遂自荐说可以低薪出任新和谐公社的管理者。经历了年法国大革命洗礼的傅立叶，在年出版了他的天才著作《四种运动的理论》，此书在今天读来仍能令人脑洞大开，他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力远胜其他乌托邦作家，但在当时少有人知。傅立叶每天中午都在巴黎的小公寓翘首等待，然而没有开明君主或百万富翁前来敲门，他自信自己要建造的“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y）

TraitédeL’AssociationDomestique-agricole

[1]

比欧文的“平行四边形”（Parallelogram）

[2]

更完美，但他伸给欧文的橄榄枝没有引起重视并遭到了拒绝。令人意料不及的是，在年欧文的新和谐公社失败后，傅立叶的思想经由艾伯特·布里斯班（AlbertBrisbane）和霍勒斯·格里利（HoraceGreeley）的助推，在年后的美国点起了“弗朗吉”（Phalanx）运动的熊熊烈火，并直接影响了后来乔治·里普利（GeorgeRipley）的布鲁克农场（年成立）和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HumphreyNoyes）的奥内达公社（年成立）。

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Britannica

欧文在苏格兰创办的新拉纳克聚落，由W.Davidson绘制于年TheBritishLibrary

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计划建造的新和谐公社建筑，被称为“平行四边形”，鸟瞰图由伦敦艺术家F.Bate绘制于年Alamy

夏尔·傅立叶（CharlesFourier,-）Alamy

傅立叶设想的乌托邦建筑“法兰斯泰尔”，由巴比松画派艺术家Charles-FranoisDaubign绘制于十九世纪BibliothèqueNationaledeFrance

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的产物。无论是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Bradford）率领的“五月花号”移民先驱还是约翰·温斯罗普（JohnWinthrop）率领的清教徒移民团体，他们来到北美的蛮荒之地都是为了摆脱英国国教的羁绊，寻找他们的新耶路撒冷，在此地建立“山巅之城”。年独立后的美国正是这种长期的乌托邦努力的成果，在立国过程中，宗教上的“第一次大觉醒”（FirstGreatAwakening，s-s）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Edwards）等公理教的牧师通过巡回宣教活动猛烈抨击英国社会的道德和政治腐败对殖民地的侵蚀，试图复兴他们的清教徒祖先的信仰。震教徒早期的生存空间也得益于这种信仰奋兴运动的后续影响，但他们从新英格兰地区向中西部的拓展却要等到“第二次大觉醒”（SecondGreatAwakening，s-s）才达到高峰。

“第二次大觉醒”起自年代，但到年著名的“肯塔基奋兴”（KentuckyRevival）才出现澎湃的动能，它在中西部的大型巡回户外宣教营的狂热情度堪比今天的摇滚音乐节，其主要诉求是对基督重临和千禧至福（Millenium）

[3]

的信仰，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建立人间天国。它在高潮时期导致了完全主义（Perfectionism）的出现，即通过现实修为达至“脱罪”的完全境界（Perfection）、反对加尔文主义有罪论的神学主张，其实践果实的代表便是位于被奋兴派（Revivalist）领袖查尔斯·芬尼（CharlesFinney）称之为“尽燃地区”（Burned-overDistrict）

[4]

的纽约州的奥内达公社。美国的社群主义乌托邦实验在年后的密集爆发，除了出现奥内达这样试验“圣经共产主义”（BibleCommunism）的宗教社区，还包括以布鲁克农场为代表的试验傅立叶主义的世俗社区。它们的繁盛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年大恐慌”。

布鲁克农场创始人乔治·里普利（GeorgeRipley,-，右一）和霍勒斯·格里利（HoraceGreeley，右三）在《纽约论坛报》编辑部。照片摄于布鲁克农场解散后不久U.S.LibraryofCongress

艺术家JosiahWolcott笔下的布鲁克农场，年MassachusettsHistoricalSociety

晚年乔治·里普利U.S.LibraryofCongress

这一经济危机是因为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于年解散中央银行，导致各州立银行超发纸币贷款，造成西部土地交易泡沫，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土地投机，杰克逊又于年签署了《铸币流通令》，在贵金属紧缺、英国控制黄金外流且减少农业进口的情况下，引发了美国棉花市场崩溃、银行信贷枯竭、公司破产、工厂倒闭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年大恐慌”在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致命病毒的同时，也打开了民间自救和另类社会实验的闸口，让各种力量奔涌而出。在一封年的信中，一向沉迷于自然、隐居的超验主义者爱默生写道：“我们这儿有点疯狂，产生了无数的社会改良项目，就算不是一个读书人，马甲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创办新社区的草图。”这场经济危机直到年旧金山发现金矿，淘金热兴起，才慢慢平复。与爱默生关系密切但他始终没有亲身参与其中的布鲁克农场因为年一场意外的大火而灰飞烟灭，奥内达公社则经历相当长的一段繁荣时期，最后因为“自由性爱”而被“美国历史上最可畏的审查官”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Comstock）和当地的保守派神职人员围剿，而不得不于年解体。而下一波的美国乌托邦浪潮，则要等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越南战争危机的出现和民权运动的爆发，才以嬉皮公社和回归土地运动的形式再次回到历史舞台。

奥内达公社创始人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HumphreyNoyes,-）SyracuseUniversityLibrary

奥内达公社的社员们，十九世纪SyracuseUniversityLibrary

奥内达公社的社员们，年SyracuseUniversityLibrary

十九世纪的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为激进的乌托邦实践，震教徒和和谐教徒（Harmonists）的独身主义，奥内达公社的“自由性爱”和“复合婚姻”（ComplexMarriage），分别代表了两种相反的两性关系，但最终的结果都是通过否定传统婚姻和家庭来维护财产公有制。在今天看来，这种实践是不可思议的，但当时之所以能变成现实，一方面有赖于美国政治和社会对激进思想的开放与包容，另一方面则依靠宗教信仰的强大聚合作用。从《圣经》文本演绎出来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又译锡安主义）和千禧至福主义（Millennialism）为人们探索人间天堂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精神驱动力，震教徒、和谐教徒和奥内达公社的完全主义者虽然不是犹太人，但他们把自己视为广义上的上帝子民，把自己的聚落视为美国这块土地上的新锡安或新耶路撒冷，他们按照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发明了与世俗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真正的犹太人回归上帝“应许之地”的行动发生在年，奥斯曼土耳其的锡安主义者在以色列北部的沼泽地德加尼亚（Degania）建立了自己的定居点，过起了集体生活，并把这种公社命名为“基布兹”（Kibbutz）。从此，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断回到巴勒斯坦，他们购买土地，共同耕作，实行公有制，建立了更多的“基布兹”，令这个运动历百年而不衰。直到年，以色列仍有

个基布兹

，他们的工厂和农场占以色列工业总产值的9%，价值80亿美元，占其农业产值的40%，价值超过17亿美元。

以上所提到的乌托邦想象或乌托邦实践，大多数都把地理范围设置于孤岛、荒野或乡村地区。中国的道家乌托邦要回归自然和初民社会，儒家乌托邦则要扎根于大一统帝国的财政税收所依赖的广阔农业疆域；莫尔的乌托邦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他之后的乌托邦叙事多数遵循相似的地理定位；震教徒的定居点几乎全是穷乡僻壤，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奋和经济头脑把它们变成了“流奶与蜜之地”；欧文的新拉纳克工厂因为动力来源的依赖必须靠近山野瀑布，新和谐的选址则是因为上一任主人乔治·拉普（GeorgeRapp，和谐教会创始人）已经把这个地方建设成了一个收入颇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基地；布鲁克农场和奥内达公社的所在地在他们入驻之前就已经是农场；以色列的基布兹多集中于无主的荒漠和沼泽地或地价便宜的偏远地区。乌托邦需要荒野，因为要把过去清零，一切从头开始；它偏爱孤岛，因为要杜绝外面现实世界的影响；它走向乡村，因为自工业革命以降，乌托邦的努力便是要反工业、逆城市，远离这些“罪恶之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受到托尔斯泰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开始与他的“白桦派”同仁一起发起新村运动，先后到宫崎县木城町（年）和埼玉县毛吕山町（年）这两个日本村庄去实验耕读生活，建立无阶级、无压迫、无剥削的平等社区，以世界主义去否定刚刚结束的国族战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的前辈、十八世纪的乌托邦主义哲学家安藤昌益的“自然真营道”思想是血脉相通的。安藤昌益坚信人的能量来自稻米，以“直耕”、“互织”的理想农业社会“自然世”去否定战祸频仍的“法世”，其反儒家、顺“转定”（天地）的倾向又可以进一步追溯到中国先秦时代农家学派和道家自然主义的影响。比“白桦派”晚出的诗人宫泽贤治也是一个沉醉农业的乌托邦主义者，他的罗须地人协会（RasuchijinAssociation，年成立）是一个爱农学农、并耕而食的实验社群。这些日本知识分子共享了东亚社会的农本主义和乡土主义的思想资源，为了标识这种由稻作文化孕育的乌托邦思想，我把他们称之为“农托邦主义者”（Agritopianist）。

白桦派同仁，摄于大正八年（年），《白桦》杂志创刊十周年纪念。前排坐者右二为武者小路实笃（-）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纪念馆

宫崎县木城町新村成员合影，大正八年（年）。后排左六为武者小路实笃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纪念馆

埼玉县毛吕山町新村成员合影，昭和十四年（年）。持斧者为武者小路实笃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纪念馆

宫泽贤治（-）在花卷农校讲授地质学，大正十四年（年）花卷市宫泽贤治纪念馆

宫泽贤治在花卷农校，大正十五年（年）。这一年他创办了罗须地人协会，写作了《农民艺术概论纲要》花卷市宫泽贤治纪念馆

安藤昌益（-）写于江户中期的《自然真营道》稿本，年被东京帝国大学收藏，但部分毁于关东大地震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

以现代的目光来看，农托邦主义者身上都带有强烈浓厚的“田园想象”。这种田园想象并非特例，在世界文学史上不可胜数。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罗列了英国文学的例子，指出乡村并非诗人和作家们想象的那样美好，而是充满了苦难；城市也不必然是进步的象征，也有无穷的问题。当现实农村的残酷推至眼前，知识分子便不忍继续自己诗意的凝视，开始自觉地走出文人雅士的小共同体，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救助或改造沉疴遍地的乡土社会，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年，泰戈尔在他的家族属地圣迪尼克坦（Santiniketan）附近的苏鲁（Surul）村成立了一所乡村建设学院，由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业的英国人李奥纳多·埃尔姆赫斯特（LeonardElmhirst）担任院长，后者从美国富有的继承人多萝西·惠特尼（DorothyWhitney）那里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资助。泰戈尔的目的，是通过与劳动实践紧密结合的实验教育项目，把他的乡人带离贫穷。他在圣迪尼克坦的乡村教育实验，在甘地的加持和推动下，后来帮助形成了印度的基本教育制度。

年，埃尔姆赫斯特陪同泰戈尔访问中国，作为后者的英文秘书，他被中国的联络人、诗人徐志摩以中文姓名恩厚之相称。这两位来自印度的乡村建设者除了拜会中国的各类知识精英，还到当时的“模范省”山西去见了当地的主政者阎锡山，有意把印度的经验引入中国。但在中国军阀持续混战的乱世中，这个计划无声无息地搁浅了。年，埃尔姆赫斯特和惠特尼结婚，后者买下了英格兰西南部乡村地区的达廷顿庄园（DartingtonHall），决定由埃尔姆赫斯特在此继续与印度相似的工作，他们将之称为“达廷顿实验”（DartingtonExperiment）。在对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庄园进行保护性修复后，埃尔姆赫斯特和惠特尼创办了混合杜威的进步教育（ProgressiveEducation）理论和泰戈尔理念的学校，把大量的国际文化艺术资源带入英格兰农村，同时通过农场的经营激活当地的经济。在印度，埃尔姆赫斯特面对的是一个被作为宗主国的英国进行资源掠夺并倾销工业产品而濒临破产的农业社会；但在英国，他面对的则是高度工业化之后人口空心化的保守乡村绅民（landedgentry）社会，虽然有惠特尼的宏厚财力支持，但推进新实验的难度并不比印度低多少。与当时英国流行的“花园城市”理论把城市乡村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达廷顿实验致力于把乡村城市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改变当地的乡村地景，而是在工作机会、收入水平、教育和文化资源等方面与城市齐平。

泰戈尔（-）在圣迪尼克坦给学生讲课VisvaBharati

李奥纳多·埃尔姆赫斯特（LeonardElmhirst,-）与泰戈尔在达廷顿庄园，年DartingtonHallTrust

多萝西·惠特尼（DorothyWhitney,-）在达廷顿庄园劳动DartingtonHallTrust

达廷顿庄园，年代Aerofilms

在埃尔姆赫斯和泰戈尔到访之前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就已经在不同地方萌芽。在年帝制崩塌之后，各种军事力量开始分权割据，他们的给养不是靠国际借款就是有赖于不同地方的乡绅支持，作为一种交换，军阀与地方乡绅结成军绅政权（TheMilitary-GentryCoalition），让后者参与所谓的“地方自治”，而对于债权国，则会让渡一部分地方经济或政治利益。在民族工业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这种军绅政权对社会财富的汲取只能下沉到底层的乡村农业，而债权国也会像殖民地宗主国一样，把中国农村变成他们资源掠夺的目的地和倾销工业产品的市场。中国和印度一样，农村地区在二十世纪早期可以说哀鸿遍地。一些从日本、美国和欧洲游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这种困境，在无力达成政治解决的条件下，开始自发投身于民间社会的改良，零星的努力起于青萍之末，经过历年积累，而终于在年中日战争烽起之前衍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高潮。

晏阳初和埃尔姆赫斯都是年出生，都是在少年时代就成了基督徒，都曾在美国求学（晏阳初在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埃尔姆赫斯在康奈尔大学），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参加海外志愿工作（晏阳初在法国，属于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埃尔姆赫斯在印度，属于英国基督教青年会），后来都投身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各自都创办了乡村建设学院（相同的英文名称），都依靠来自美国的资助，但他们却从未相遇。年，晏阳初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募得

一百万美元的资助

；年，他成功游说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会通过了一条名为“晏阳初条款”的法案（ChinaAidAct,JimmyYenProvision），规定“在2.75亿美元对华经援总额中须拨付

10%的额度

，用于中国的乡村建设”。他在年开始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名义在河北开展的“定县实验”，不仅让当地成千上万的农民通过识字教育脱盲，通过引入优良品种和组织合作社提高了农业的收入，更改善了每个村庄的公共卫生，提高了村民的政治参与，让草根社会出现了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是以现代民权标准定义的自治，而不是军阀时期所谓的“地方自治”，后者只是乡绅与军阀的权力交易，而无普通农民的参与。相比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巴西的扫盲工作所发展出来的“压迫者教育学”，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践所采用的方法更倾向于对农民的温和滋润，而没有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晏阳初（-）和他的同仁在定县。前排左起：陈筑山，晏阳初，瞿世英；后排左起：陈行可，陈志潜，姚石庵IIRRArchive,ColumbiaUniversity

晏阳初一家在定县IIRRArchive,ColumbiaUniversity

定县一所采用传习制教学的平民学校的女学生IIRRArchive,ColumbiaUniversity

晚年晏阳初IIRRArchive,ColumbiaUniversity

晏阳初和埃尔姆赫斯相似的早期人生轨迹，似乎揭示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某些共性。中华民国时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梁漱溟，履历则与他们极为不同。他一生很少踏出中国（只去过一次日本），被艾恺（编者注：GuySalvatoreAlitto，美国汉学家）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者”，从他投湖殉国的父亲梁济那里继承了忧国伤民的士人气质，不过他父亲殉的是大清崩溃后没有出路的政治中国，而他本人关怀的却是绵续数千年的文化中国。他见证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在不同政权下，他最牵挂的都是农民和他们安身立命的乡土社会。年他在军阀韩复渠的支持下，开始在山东展开“邹平实验”，他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统筹改革县政，以“乡学”、“村学”形成行政梯级，实行“政教合一”，以研究和教育培养当地的乡村建设人才，再由这些人才担当农业、经济、文化、地方安保等工作。年他在延安曾与毛泽东就中国出路问题展开改良与革命的激辩，年，他又在北京的公开会议上冒犯毛泽东，批评当时的农村政策。梁漱溟和晏阳初在乡村建设运动的高潮时期有过交集，但在年后，他留在大陆，而晏阳初则远走菲律宾去创建国际乡村建设学院，为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培养农村人才。

梁漱溟（-，坐者）与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同仁山东梁漱溟村建设研究院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同仁庆祝梁漱溟四秩寿辰合影，年山东梁漱溟村建设研究院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部对学生进行自行车野外训练山东梁漱溟村建设研究院

晚年梁漱溟。李卫摄于其北京寓所，年LiWei

跨国联结的特点典型地体现在晏阳初和埃尔姆赫斯这两位乡村建设者身上。在年至年，埃尔姆赫斯曾邀请英国陶艺家伯纳德·利奇（BernardLeach）到达廷顿的学校任教，利奇年至年曾在日本生活工作，是“白桦派”唯一的外籍成员，与武者小路实笃和柳宗悦往来甚密。日本乐烧开启了他对陶艺的兴趣，他的持续创作使他日后成了“英国工作室陶器之父”。年，柳宗悦脱离了“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与滨田庄司等发起了堪与莫里斯的工艺美术运动比拟的日本民艺运动，和利奇的持续交往促成了他们三位年在

达廷顿的聚会

。通过埃尔姆赫斯的中介，日本新村运动、英国达廷顿实验和日本民艺运动不仅在精神上产生了接驳，更出现了神奇的时空交集。在年一本非常流行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宣传小册子上，出现了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的草图，还有一行中文标题：“傅立叶主义者在美洲的勃鲁克农场”。而“人民公社”的构思，是青年毛泽东年在湖南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的变异，当时他通过作家周作人的译介了解到武者小路实笃和新村运动，于是开始在岳麓山附近的村庄寻觅合适地点，并发表了计划书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当年的新村梦未及实施，到了年时时，他重拾旧梦，于是便有了现实版的“人民公社”。就像斯大林的集体农庄援引俄罗斯帝国时代的米尔公社（mir）作为历史依据一样，毛泽东也从他的阅读资源中找到东汉张鲁的“五斗米道”所谓“起义舍、置米肉”的“大锅饭”灵感，“人民公社”变成了他的经验和想法的大熔炉。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思想不仅在欧洲左派中盛行，也被美国的边缘少数族裔组织黑豹党（BlackPanthers）吸纳，更不说它对秘鲁、印度尼西亚、非洲、东南亚、印度与尼泊尔的广泛影响。在毛泽东帮助越南打败了美国的时代，美国本土爆发了大规模的回归土地运动，出现了大量的嬉皮公社，斯图尔特·布兰特（StewartBrand）创办于年的《全球目录》（）成了这一运动的圣经。这不仅是对越战危机的回应，也是对当时过度的消费、能源的衰竭、崩坏的环境、工作机会的减少、不平等的加剧等问题的抗议。这一运动也波及到世界其它地方，在新西兰，出现了《全球目录》的本地版本，人们发出“到荒野去”（Gobush!）的呼喊，到远离都市的山谷原野去创办理想社区；在澳大利亚的宁宾（Nimbin），出现了生态村密集的“彩虹区”；在印度，出现了吸引众多国际成员的阿罗新村（Auroville）；在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占屋运动在哥本哈根诞生了克里斯钦自由城这样的传奇社区，它可以说是约书亚·沃伦（JosiahWarren）年在纽约长岛创办的无政府主义社区“现代时间”（ModernTimes）的升级版，他们发行像沃伦早期发明的“辛辛那提时分券”（CincinnatiLaborNote）一样的社区货币，拒绝把社区归属于丹麦政府或欧盟。这些社区有的目前仍在保持运转，但很多都变成了旅游目的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浪潮中，它们面对各种困难，但仍保存着社群主义实验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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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历史时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接连崩溃解除了这些国家的铁幕，让流动资本可以长驱直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欠发达国家的激烈城市化，在中国，年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出口加工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的暴增让城市不断扩张，不仅把把大量非城市土地纳入新发展计划，更把大量农村劳动力吸入城市，中国农村也出现了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的问题。在年前后，温铁军和李昌平等发起了“新乡村建设运动”，他们接续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建设者的思想和行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这个问题迄今不仅仍未被解决反而出现了新的困境。新乡村建设者到农村去动员农民重组合作社，发明“内置金融”的新方法，帮助农民自投资金池进行自力更生，更因应现实的新情况，把部分焦点转到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身上。他们继承了前辈乡建者的情怀，但在当代条件下，更新了学术工具和工作方法，在不能更改的政治框架下，做了不少政府无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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