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理解美国CBNweekly假期

《忠诚的终结：美国好工作的兴衰》

作者：[美]瑞克·沃兹曼

出版社：PublicAffairs

出版日期：年5月

定价：30美元

导致“好工作”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公司文化从年代以来崇尚“股东价值至上”，从而放弃了原本对员工所承担的责任。

这本书探讨了美国公司和雇员之间的关系。通过追踪4家美国公司起初在二战之后给员工好的福利激发工作热情的做法，到近年来千禧一代和雇主之间关系的变化。

许多年后，很多美国人情不自禁地将那个逝去的年代浪漫化，将其称为“黄金时代”。他们高呼“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口号，用选票将特朗普送进白宫，只因他承诺要让“黄金时代”再现。

那时候，一个美国白人男性，只要能在工厂里有份工作，即使所受教育不多，技能不高，也能拥有一条通往中产生活水平的上升路径。而今天的美国社会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约一半美国人的每小时工资低于15美元，约1／3处在工作年龄的美国人或是失业，或是其收入难以维持四口之家的生计。普通美国人越来越难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所谓“好工作”是指具有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享有平价医保等福利，可以在养老金账户上积攒足够的钱。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将此种厄运归咎于全球化，而在一些学者看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普遍应用才是导致“好工作”衰落的决定性因素。

有别于上述两种视角，美国德鲁克研究所的学者沃兹曼（RickWartzman）出版的《忠诚的终结：美国好工作的兴衰》（TheEndofLoyaltyTheRiseandFallofGoodJobs）一书中探究了被忽视的另一个层面。他指出，导致“好工作”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公司文化从年代以来崇尚“股东价值至上”，从而放弃了原本对员工所承担的责任。

沃兹曼首先回顾了那个令人眷恋的“黄金时代”是如何诞生的。年3月，随着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节节推进，19位美国的顶级工商界领袖在纽约的哈佛俱乐部聚会，商讨如何应对战后的经济状况。战争让美国经济开足马力，红红火火，那么战后的美国经济会不会重演年代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失业、贫困和社会解体？这些工商界领袖达成的共识是在雇主和员工之间建立社会契约，以避免失业和总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生产过剩。正是这一共识使得美国在二战后创立了由私营企业主导的福利制度，包括由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以及私营养老金账户等，和西欧国家在二战后形成的由政府主导的福利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沃兹曼剖析了4家美国顶尖公司——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可口可乐和柯达——在二战之后的雇用政策的发展历程。这些公司在年代蓬勃发展，同时向员工提供了可观的福利。以柯达为例，它在年用于人身保险、退休金、抚恤金、失业补助和带薪休假上的福利资金，使每位员工平均可以获得美元，其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美元。它为员工提供终身医疗保险，工龄超过15年的员工，其受养人（包括配偶、孩子等）也可以享受医保。通用汽车则通过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集体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向员工提供工资涨幅、医疗保险、养老金计划，以及在分厂关闭期间的失业补助等福利。

这种雇主和员工之间的社会契约造就了美国“好工作”兴盛的“黄金时代”。当然，它绝不仅仅是前述19位工商界领袖的“哈佛俱乐部共识”的结果，而同时有赖于工会的强大话语权。当时美国25%到35%的私营部门员工都参加工会，这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参加工会的员工不仅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来改善福利，即使在那些没有工会的公司，员工也可以因此受益。比如柯达公司就没有工会，它一直通过向员工提供高福利来证明自己不需要工会。

这段“黄金时代”持续了20多年。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组织的全国性罢工再次取得重大胜利，如果员工在车厂工作30年以上，退休后可以得到全额工资作为退休金。未曾想到的是，此时已经接近“黄金时代”的尾声。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引发石油危机。年，美国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工资水平出现了二战之后的首次负增长。美国经济开始进入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涨状态。

更大的冲击来自全球化。全球化对美国的第一轮冲击来自德国和日本。价廉物美的日本车迅速挤占美国市场，当时日本汽车工人的收入和福利远低于美国汽车工人，这是保证其低价的关键因素。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美国的公司文化发生了剧变，涌现了一批新型的企业家。其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人熟知的杰克·韦尔奇。他在担任通用电气CEO期间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变了僵化的官僚体制，大幅提升了企业的执行力。但是另一方面，在他任职期间，通用电气裁撤了17万个工作岗位，也就是说，它把17万失业人口推向了社会。

对韦尔奇这种新型企业家来说，公司的目标是“股东价值至上”，衡量公司是否成功的依据在于它为股东创造了多少价值。当时适逢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浪潮，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迅速攀升。韦尔奇让金融成为通用电气的一项主业，逐渐偏离了作为公司根基的制造业核心。这随即为众多企业所效仿。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JerryDavis）在年出版的《市场管理：金融如何重塑美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公司曾经是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群价值和政治、经济权力的汇合点，但是在“股东价值至上”的浪潮冲击之后，它变成了一组合同的集合，是多种经济交易的法律外壳，其实体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分割买卖，公司对于除了股东之外的其他人的责任都随之式微。

沃兹曼给出类似描述。在“股东价值至上”的驱动下，CEO主要考虑短期利益，而非企业的长期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思考模式下，通过维护雇主和员工的社会契约来赢得员工的忠诚和敬业精神，变得不再有意义。

工会的整体衰落也是导致社会契约解体的重要原因。制造业公司易于建立工会，因为数千名产业工人在同一厂区内从事彼此密切相关的工作，可以一呼百应。而随着美国经济的重心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不仅服务业公司的员工数量远远少于制造业公司，而且其空间结构远为疏散，难以建立具有强大话语权的工会组织。当前，美国私营部门仅有7%的员工参加工会。工会集体谈判权的缺失，使得普通美国人根本无力抗衡“股东价值至上”的浪潮。员工的实际工资和福利水平都每况愈下。“好工作”兴盛的“黄金时代”由此消逝。

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就会发现美国社会在20世纪中期的这段“黄金时代”，其实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段例外时期。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回报率始终超过收入增长率，因此必然会造成财富集中和贫富两极分化，并导致阶级固化。历史上唯一的例外时期是从年到年间，由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摧毁了很多精英阶层的财富，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实施收入再分配，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有所缓和。但此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贫富两极分化再度加剧，世界逐渐回归到19世纪那种主要由继承财产主导的“世袭资本主义”。

可以说，沃兹曼的这本书是对《21世纪资本论》的一个补充，它说明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缓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通过国家干预，而是通过公司主动承担社群责任，与员工建立社会契约。然而，在“股东价值至上”已经成为金科玉律的今天，美国社会还能重现那种由“哈佛俱乐部共识”所倡导的“有善心的资本主义”吗？——也许，对于“黄金时代”的执着的乡愁将引发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的进程将充满曲折与冲突，喧哗与骚动。特朗普的当选只是开端。

《精英的黄昏》

作者：[美]克里斯托弗·海耶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年7月

定价：58.00元

本书梳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精英政治体制在教育、文化、政治、经济、金融、体育、宗教及日常生活等领域的种种败迹，借助包括次贷危机、房市泡沫、华尔街丑闻、社会运动、媒体事件等勾勒出美国的最新样貌，堪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美国社会／政治史”。

比任何时候更动荡不安，精英主义思维导致了这一切

年至年，这个已经习惯于伟大和发达的国家不得不让自己适应它那踟蹰不前的经济。这十年，以计入通胀后的收入看，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下跌了7%，大多数美国人比近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动荡不安。层出不穷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说这个国家“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而那种认为今天的年轻人会比他们父辈生活得更好的乐观主义情绪，已然降到了年代初民调开始问这个问题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们铺天盖地的幻灭感，通常显现在那些狭隘的新闻报道上，它会影响总统的支持率，有些政党会从中获益，有些则深受其害。美国的诸多问题，大多数人要么认为是与自己意识形态对立的一些人看好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要么当成种种政治无能的产物。

但是，过去十年间反映出来的核心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无能，而是美国这个社会的支柱性体制，几乎全都出了问题。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旷日持久而又折磨人的经济困顿，只是精英治国失败、近来不断爆发的腐败和无能的最新例证而已。

究其原因，是这三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已经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秩序，同时也造就了一群不去改变这种现象，反而令体系失效、腐败丛生的精英。但大多数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我们理解的精英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承认自己关于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最根本想法和共同信念完全是精英主义的，而且已然同意让某个阶层的人来替我们作决定，只要我们找对了人，接下来一切就会顺顺利利了。

要从权威危机所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我们不得不重建我们的政治体系，给它一个崭新的面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安德鲁·史密斯，在年秋天的某个傍晚告诉我，这个运动无关“左右，而是上下”。在一片锣鼓声、叫喊声和反复念叨“我们！是！那99%！”的口号声中，他凑近时我说：“我想这对有些人来说会非常可怕。”

超越左右政见分歧并不只是一个口号。那些主张实施最深层结构性体制改革的人都坚决认为，不应再以传统的标准去划分左右。正如精英政治的失败殃及了一些看似与此无关的受害者——因麦道夫庞氏骗局而破产的棕榈滩退休人士，因母亲的住房断供被银行收回而无家可归的孩子。你会发现，在那些与精英政治失败有关的案例中，左派与右派的差异并不比我所谓的造反派和制度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更明显。

保罗·克鲁格曼和戴维·布鲁克斯，造反派和制度主义者的交锋

保罗·克鲁格曼就是个典型的造反派。此人曾坚定地相信精英的能力，并捍卫新自由主义的专家治国论，反对把国家交给普通人去治理。如今连他都开始相信统治这个国家的精英一定出了大问题。过去十年呈现出的败象使克鲁格曼对精英论产生了极大怀疑，并讽刺仍持精英论的人“非常严肃”。现在，他常赞许地引用像激进作家娜奥米·克莱恩的观点，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造反派不仅认为我们现有的机构及其所支撑的社会秩序已经基本崩坏，而且相信让这些精英变得有责任感的唯一方法就是迫使他们放弃自身的权力。造反派把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直线下降看作是一件好事，当然前提是它能激发社会发生必要的动荡和变革。造反派想要人们对美国一些大机构的行为加以反思——政府、企业，还有文明社会。

站在造反派对面的是制度主义者，他们把权威受到侵蚀和公众信任的不断下降视为可怕的趋势。制度主义者害怕生活在没有核心权威的社会中，担心它随时会崩坍而落入暴民之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是经常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制度主义倡导者，还在年阐述了后者的愿景。

许多像布鲁克斯这样在我们的支柱性机构身居令人艳羡职位的人——从大学校长到CEO——都具有制度主义者气质。美国参议院两党几乎人人都是制度主义者。即将退休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在其告别演讲中谴责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美国人对政客的不信任，为参议员彼此不信任、贬低参议院、从政策制定过程中脱身提供了借口”。他说，他希望这些人能经受住这种考验，转而正视参议院自身的独特职能。而这些职能，恰恰是批评家认为参议院不可能自我调整的问题所在。

从多德对其所在机构的辩护中可以看出，很多制度主义者坚信那些处于权力核心的人所付出的辛劳与他们收获的信任不成比例。年达沃斯论坛期间，尽管克林顿婉转承认了精英的失败，但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还是为那些被愤怒民众攻击的银行家做了辩护。“我认为像这样不停叫嚣着反对银行家——对人们来说，真的既无益又不公平，”在此次论坛某个环节的发言中，他如此说道，“在我看来，大家不该再这样下去了。”

归根结底，无论你站在哪一边，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当前的支柱性机构和统治阶层是何等糟糕。应该在边边角角做些改革，还是必须大刀阔斧地整顿，甚至完全推倒重建呢？

永久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年代，也带来了“才能上的贵族制”

奥巴马说的话让人觉得他好像站在大刀阔斧整顿这一边，做的事却像相信只在边边角角做些改革即可的人。这正是为什么他在任期间让这么多人沮丧的问题所在：竞选时扮演造反派，执政时却变成制度主义者。他任期内最具悲剧性的反讽是：他的当选标志着年代以来精英政治的最高成就，但在那一刻，这个体系开始内爆。

同样的社会秩序既创造了神奇的大选之夜，也导致了现在的危机。这个故事始于上一次的权威危机，其标志是称为“年代”的长期社会动荡。当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平等达到了一个高点。工会非常强大，工资稳步上升，中产阶级生活的基本要素——医疗保险、住房和高等教育——是美国有史以来覆盖面最广的。

然而，在种族、性别、性取向方面，这个国家存在严重不平等，并被一小撮自成一体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所控制。通过持续攻击对拉长越战负有责任的统治阶层、家长政治及种族歧视，那个时代的社会运动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使之变得更好。

为取代过去的白人统治阶层，美国接受了精英政治这一源头可追溯至建国早期的理想。除了过去一直提倡的自主和勤奋工作，精英政治通过向妇女和少数族裔敞开大门，同时重视年轻人甚于资深人士，重视个人才华甚于“组织人”听话的美德，把年代社会运动的诉求纳入其中。但无论这种社会运动许诺过怎样的平等，尘埃落定时，出现的却是一种更加开放但依然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秩序。

精英政治消除了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不平等，但以每个人的能力和动力不同为由，在原地建立起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它给予聪明人和迟钝者、勤奋者和懒散者极其不平等的回报与资源。最极端的是，这种价值观颂扬一种“才能上的贵族制”，这与民主理念极难调和。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指出的，“精英政治是对民主的嘲弄”。

《剑桥美国史》

作者：[英]苏珊-玛丽·格兰特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年10月1日

定价：68.00元

这本书探讨了美国的一些内在矛盾：一个打着自由名号却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国家；遭遇分裂和内战而被迫维护团结、重估理念的国家；一个在金融危机和全球冲突背景下努力建立道德霸权、加强军事保障并维持经济稳定的国家。书中各色人物—奴隶和奴隶主、革命者和改革家、战士和政客、移民和难民—的声音和当今多元化美国社会中的其他声音，共同定义了今天的美国。

从一片土地到一个国家，全世界初期都像以前的美洲

美国最初只是一片土地，后来才成为一个国家。远在这个国家建立之前，人们就已经对这片土地展开了想象。早期移民不管最初打算定居在此或开辟贸易航线，寻找新家园或仅仅寻找可以带回家乡的新资源，这个新世界对他们都充满诱惑。然而，真正在这里永久定居的只有印第安人部落，其他的早期移民尝试多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没有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居住在美洲大陆的各个部落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现代众多的美洲土著语言部族和种族群体。19世纪民俗学研究者杰里迈亚·柯廷指出，这个时期的美洲原住民族群本质上都是基于宗教信仰和血缘关系形成的原始社会。柯廷对美洲土著社会联系的描述完全可以用来描述15世纪的欧洲：当时，此起彼伏的宗教动荡和政治动乱也在不断形成，割断类似的社会联系。但无论“原始人类”的概念，还是断言美洲只是等待欧洲“发现”的大陆，柯廷的观点都与现代学者对美洲历史的理解完全不同。

在与欧洲民族接触之前，美洲各土著部落之间在文化和语言上存在一定差异。当时的人口规模大致在万至万。相比之下，当时欧洲和非洲的人口规模分别为万和万。各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商旅往来，以及不可避免的战争，但由于美洲大陆地域广阔，各个部落的文化与族群都得以繁荣发展。和当时的欧洲社会一样，他们也面临着冲突与竞争，不得不做出改变，去顺应变化的农作模式和日益扩大的贸易网络。事实上，美洲土著部落与之后入侵美洲的欧洲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可能比差异性还要突出。

美洲土著有许多种创世神话，但本质上是一个相似的故事：世界的源与变、魔法巫术的变形、人类的诞生和人类融入世界的转变。欧洲关于美洲起源的神话并无大异，只不过少了些法术招魂、神人同形同性的元素。欧洲白人移民美洲本质上也是一个关于土地的故事，他们不仅声称美洲土地为自己所有，还将这种所有权与土地的精神联系起来。对于最早的欧洲移民来说，要将这片土地变为殖民地，第一步就是了解这片土地和居住在此的土著居民。由此开始的殖民过程让这些美洲土著部落几遭毁灭。在这里，欧洲移民仿照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法律、政治、宗教及社会结构，基于旧世界的价值体系构建起殖民文化。随后几百年里，这种殖民文化不仅从英国皇室的管辖中独立出来，还逐渐发展成为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文化。

哥伦布、贪婪和疾病，美洲土著的灾难时刻

一切都始于年热那亚水手哥伦布抵达西印度群岛的那一刻。对物质资料的需求以及消费结构的改变促使西班牙频繁兴起航海活动，兴趣背后还有更大的野心：即获取香料、茶叶、丝绸，尤其是黄金。在此过程中，葡萄牙开始了奴隶贸易，这后来也成为大西洋世界经济、社会层面的一个典型特征。葡萄牙在蔗糖贸易上取得了成功，在非洲南部海岸开辟了航海线路，在非洲大陆西海岸建立了贸易站。看到这些为葡萄牙带来了利润，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派哥伦布前去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群岛的西路航线。

相比同时代的其他航海家，哥伦布显然低估了环球航程的距离。当他很快抵达巴哈马群岛时，就相信自己已经到了东印度群岛，将当地居民误称为“印度人”。哥伦布的抵达为欧洲拉开了一道序幕：欧洲强国对美洲的探索、占有和征服将在此一一上演。从第一次接触开始，一切就显而易见：欧洲强国认为美洲是供他们掠取的。

一开始，殖民不大可能成功。哥伦布最初试图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建立殖民地，以失败告终。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同一时期，意大利探险家阿梅里戈·韦斯普奇在多次沿海航行后，意识到哥伦布偶然发现的是一片全新的大陆，其面积之大、人口之多，远超欧洲人的想象。然而直到年至年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欧洲才对地球的范围有了完整的了解。

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欧洲人几乎无法理性理解其他民族的生活，更不用说与之达成妥协。欧洲与美洲第一次接触时，并不全然是这种贪婪造成了美洲土著灾难性剧减，疾病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天花、麻疹、黄热病都曾肆虐美洲。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泰诺人总人口尚有30万至万，之后短短50年内他们几乎完全消失；年至年美国内战期间，有38%的白人联邦士兵因感染天花而死亡。

16世纪的美洲土著部落面临的危险并不仅仅是从旧世界带到“新世界”的这些疾病，更主要的是带来这些疾病的人。来自欧洲的暴力与病毒相继给美洲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欧洲的暴力伴随着对黄金和权势的贪婪，给美洲带来了毁灭性灾难。竞争与冲突对于美洲土著部落本不陌生，但欧洲几大强国在所谓“第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爆发的竞争力还是击垮了他们。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让英法为之鼓舞，但两国也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威胁，进而试图在欧美挑战西班牙的霸权。

作为陌生“他者”的美洲，“后哥伦布时期”的欧洲影响

“后哥伦布时期”的本质不是残杀，而是欧洲对新世界在文化上缓慢但强势的侵蚀，这种文化侵蚀贯穿于欧洲人在美洲的探索，以及后来进一步开拓美洲的全过程。从最早的欧洲探险时期开始，欧洲人对于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之间的关系就有着近乎矛盾的看法。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当地土著似乎是理想的剥削对象。而从宗教角度来看，他们又适合作为传教对象。欧洲人对于适应新世界的文化毫无兴趣，也从未认真考虑过以欧洲的规范去同化原住民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他们眼中，这些非欧洲人既是潜在的宗教皈依者，又是陌生的“他者”，这种不确定的矛盾视角不仅存在于西班牙殖民过程中，也体现在16世纪至18世纪整个美洲殖民进程中。

要探究欧洲对后哥伦布时期美洲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当时欧洲自身的发展。15世纪兴起的印刷术不仅带来了书籍和木版画的兴盛，也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拥有了地图。早期印刷业的发展推动了不同理念的宗教教义的广泛传播，当欧洲的视线投向大西洋对岸，图像便具有了与文字同等的意义。人类社会早期绘制的地图多服务于军事，当时欧洲编绘的美洲地图几乎就是一张藏宝图。例如，巴蒂斯塔·阿格内塞于年编绘的世界地图中，就清晰地标注了去往新世界中西班牙银矿的航海路线以及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路线，但对于北部地区的绘制却相当模糊—而正是在这里，日后建立起了美利坚合众国。

从早期的美洲地图可以直观地看出欧洲当时地理知识的局限。阿格内塞年绘制世界的地图显示，16世纪的北美洲仍是一片“未知之地”，南美洲则被描述为一片财富与危险并存的土地。早期地图里的这些附加信息都倾向于制造轰动效应。哥伦布航海之后发行的出版物中也有关于新世界的插图，其中对于西班牙殖民者和美洲土著的描绘都不讨人喜欢，给欧洲对于美洲的想象蒙上了噩梦般的阴影。

《城市的品格》

作者：[美]迈克尔·布隆伯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年11月

定价：40.00元

经济增长与城市清洁的空气可以兼得吗？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与环保运动领导人波普提出了他们认为更有前途的解决之道和现实方案。两个人通过分享了他们在政府、企业，以及政治运动中的切身体会，规划出一张路线图，来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史上极其复杂的挑战。

曼哈顿上的异数，时报广场的改变时刻

长久以来，城市规划者一直相信，人的需求与汽车的需求其实是一致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城市领导者意识到，一旦人的利益与车的利益发生冲突，应优先照顾人的利益。这并非什么革命性的观念，但有时最彻底的改变往往源于最简单的理念。

年，纽约市交通专员珍妮特·萨迪-汗给我提了一项建议：禁止机动车开进时报广场。我以为她在开玩笑，但其实她没有。时报广场可是世界的十字路口，百老汇的大本营，全球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这可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时报广场。我告诉她，她疯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禁止机动车进入时报广场肯定会造成更严重的拥堵。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但听到她接下来说的理由，我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几十年来，时报广场的交通一直是一场噩梦。毕竟时报广场位于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心，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到访，还是数百万人上下班的必经之地。不堵才怪。

曼哈顿的街道呈网状分布，游客可以轻松穿梭其中，不致迷路。年，曼哈顿的规划者为了使城市发展更有序，选择了这种布局，而百老汇大街在其间显得格格不入。沿着几个世纪前先民开辟的路线，百老汇大街在原本横平竖直的布局上，划出了一条对角线，所经之处分割出一个个小三角形街区。这些小三角形成了不同的广场：格里利广场、麦迪逊广场、先驱广场、时报广场和林肯广场。各个广场上，汽车、行人、自行车、购物者、热狗小贩，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群熙熙攘攘，争夺着自己的立足之地。毫无疑问，时报广场上的这种竞争是最激烈的。街头人潮涌动，不少人目光流连于高处的华灯。他们不走人行道，而走在大路上，因为人行道往往拥挤不堪。与汽车擦碰在这里很常见——时报广场上行人被撞的次数至少是周边街道的两倍。

珍妮特一反惯性思维，提出通过禁止机动车通行以舒缓交通的建议。在与纽约的交通工程师沟通后，她认为在百老汇大街的某些交叉路口禁止机动车穿行，能够使交通更为流畅，因为调整之后，路过时报广场的司机能够享受的绿灯时间更长，而世界中心则多出了2.5英亩（约合15.17亩）的行人公共空间。

这听起来很合理，值得一试。要是失败了怎么办？吸取教训呗。我竞选市长可不是为了小心谨慎地度过平庸的任期。我的一些政治顾问可能会想，为什么不等到我的连任竞选结束再推行？但他们都很明白，我是不会听从他们的劝阻的。

没有车辆的时报广场，行人获得了应有空间

我和珍妮特宣布在时报广场和先驱广场展开6个月的步行广场试点。最初人们的质疑比我想象的还要汹涌。《纽约日报》的一位专栏作者咆哮道，时报广场将很快“变得拥堵不堪，寸步难行，成为游客的圣地、纽约市民的噩梦，这就是布隆伯格市长为这个市中心规划的样子”。她说，这个想法“卑鄙至极”。一篇标题为《布隆伯格杀死马路的计划》的专栏文章，几天之后得到另一篇名为《此路不通》的专栏文章的呼应。

珍妮特之前为广场落成仪式订购了一批金属桌椅，但这些桌椅未能及时送到。她于是随机应变，从布鲁克林一家五金店订了几百把彩虹色的沙滩椅。摆好沙滩椅后，大家毫不犹豫地坐了上去。就在那一刻，我们就知道，广场一定会成功。事实的确如此。往来不息的人群在时报广场上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这种体验一直保留至今。很多之前觉得我们不可理喻的人现在反而开始抱怨：“我们小区附近怎么没有这种广场呢？”这是典型的纽约人做派。

我们在推广这个做法之前，必须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将如何影响交通？

汽车诞生后的一百年，城市需要用钟表来衡量交通流畅度。交通部门会派司机在一个地区一遍遍地穿行（或是爬行，因为交通时常拥堵），测量他们的速度。这种方法不够精确。如今，我们拥有了方便得多的工具：GPS。截至年，我们已经强制要求纽约1.3万辆黄色出租车安装了GPS。每天经过时报广场的出租车难以计数，我们可以精确地收集有关它们行驶速度的数据，以对比步行广场设立前后的车速变化。

万次的出租车行驶数据显示，重新设计道路之后，时报广场附近的通行时间缩短了7%。最重要的是，交通事故导致的受伤人数减少了35%，因为行人不用再与机动车争抢空间。道路整改之前，时报广场中心89%的区域都是机动车道，即使每天穿过时报广场的人中有82%都是步行通过。设立广场之后，行人终于获得了应有的空间。周边的商铺起先担忧新的规划会损害它们的利益，事实恰恰相反。到年，时报广场的商铺租金增长了一倍，它也首次跻身全球十大最有价值购物街区。

时报广场的步行广场远超我们最乐观的预估，我们开始在全纽约推行同样的整改。我们另设了超过50片步行广场，释放了数十英亩的公共空间。这些步行广场临近的社区都享受到了同样的好处：商铺迎来了更多消费者，行人有了更安全的环境，所有人都能呼吸更清洁的空气。

更适合骑行的未来，全球的城市都在审视

为了逐渐摆脱汽车拥堵、降低碳足迹、保证行人和自行车拥有足够的空间，全球的城市都在重新审视街道规划。年，巴黎把塞纳河左岸的部分地带划成无机动车的步行区，如今巴黎还在规划将塞纳河右岸从巴士底广场至卢浮宫之间的路段改造成步行公园。马德里也在逐渐扩张年设立的无机动车区，希望在年以前基本实现市中心的无机动车化。巴塞罗那正在建立“超级街区”，即不同街区的聚合体内部无车流通过。交叉路口被改造成公共空间，街道重新成为行人与自行车的领地。若超级街区成功建成，各个城市都会争相仿效。

在纽约，我们将1.3万辆出租车换成混合动力或其他高能效的车辆，燃料效率因此提高了约50%。我们效仿哥本哈根和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道设计。上一次纽约市长尝试推出自行车道是在年代，但当时并未成功，主要是自行车道太少了。我们在12年时间里共建设了长达多英里（约合公里）的自行车道，包括受保护的车道，它们与汽车道之间通过停车场分隔开来。这些努力颠覆了民众惯常的想法：在纽约街头骑车是快递员和自行车狂人才会做的事。

在纽约或北美其他城市，骑车出行的比例一直很低。波特兰仅有约7%的居民骑车上班，这已是全美最高水平。而阿姆斯特丹居民骑车出行的比例近40%。多年来，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觉得纽约永远不可能成为“自行车上的城市”。但街道越安全，就会有越多人骑车。年至年，纽约骑车上下班的人数增长了三四倍，而每年因自行车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数量丝毫没有上升。在最早设立受保护车道的第九大道，尽管骑车人数剧增，道路事故的致伤率反而降低了58%。基础设施建得越好，骑车的人数也会越多。哥本哈根和阿姆斯特丹并非一开始就是自行车之都，它们首先做的也是让街道更适合自行车出行。更多的城市在紧跟它们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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