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瑟秋风今又是世界经济的50年滞胀

年10月6日，“世界火药桶”中东地区再度爆发战争，史称“第四次中东战争”。这次战争的起因，是埃及与叙利亚分别进攻六年前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攻占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

一如既往几次战争，西方国家仍在此次战争中偏袒和庇护以色列（如美国于年10月19日宣布对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军事援助）。以阿拉伯国家为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于是决定以石油作为武器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宣布石油减产、提价，并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

当时的西欧和日本高度依赖中东石油（依赖度约80%），美国也有相当体量的石油源于中东。由此，OPEC的减产提价与禁运，导致西方世界经济出现一片混乱。

至年底，国际原油价格已由提价前的每桶3美元，暴涨至每桶近12美元，多年来依靠廉价石油支撑经济的西方国家因而遭受重创。

-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5.65%、-0.54%和-0.21%；而与此同时，受能源价格暴涨影响，通胀率却居高不下：同期通胀率分别为6.2%、11.1%和9.1%（OPEC石油禁运于年3月18日结束）。

当时这种经济增长停滞而通胀高企的“滞胀”局面是历史上首次发生，也颠覆了人们的认知。此前，人们普遍认为经济繁荣时期物价上涨、失业下降，萧条时期物价下跌、失业上升。萧条、通胀、失业的同时发生，一时间也让人们手足无措，这一局面几乎绵延十年之久。

抚今追昔，我们看看目下由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全球通胀及经济衰退，不免有似曾相识之感。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世界经济也是在这花开花谢、潮起潮落之间循环往复。

-年美国大“滞胀”的深层原因与结局

OPEC的提价及对西方世界的石油禁运导致的能源价格暴涨及相应通胀，是美国-年那轮大“滞胀”的主要原因。此外，经过二战以后近30年的发展，以原子能利用和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已有科技革命及其成果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边际递减，科技与实体经济发展中缺乏新的亮点与增长点，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而导致“滞胀”横跨近十年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则是当时的美国货币当局未及时采取货币紧缩政策。这源于当时对经济与货币政策相关性的认知：认为货币紧缩虽有利于缓解通胀，但会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是国家不可承受之重。

美国最终走出20世纪70-80年代的那轮大“滞胀”，则依靠的是政府货币与财税政策调整，以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

国内政策方面，年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上台后，推行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与结构性财政政策为基调的“里根经济学”，着力解决美国经济中的供求失衡问题。

货币政策方面，里根于年任命曾经主导美元与黄金脱钩的财经老将保罗·沃克为美联储主席。沃克决定让美联储不再通过投票决定基准利率，转而直接制定货币供应量目标，经由市场，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决定利率的变化。由此，美国通胀的源头——货币闸门被控制，通胀问题也开始缓解。年之后美国通胀率，长期保持在3%左右。

在财税政策方面，里根政府采取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的方式。这一政策时组合收到奇效：里根任内，美国几乎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得到提高。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提升6%收入，最富有的1%则提升了1万亿美元收入。

科技方面，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兴材料、宇航工程、海洋工程、核能技术等前沿科技取得广泛突破，引发了一场新的全球性产业革命。其后90年代克林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薪火相传，“全球互联”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推向空前高度。

全球化方面，随着经济融合、互联网深化以及WTO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经济全球化促使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受益。而美国依靠美元的绝对霸权地位和经济、科技、军事实力，更是全球化首屈一指的受益者。

当前“滞胀”的历史印射与复杂原因

世事轮回，年代由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进而导致的“滞胀”局面，在半个世纪后再度上演。

原本这些年世界经济在新冠疫情、贸易纷争和科技进步乏力背景下已经举步维艰，而今年突如其来的俄乌冲突则让这一局面雪上加霜，“滞胀”阴霾随之而来。

先看通胀方面，俄乌冲突之后的美国通胀率一直维持高位，今年8月份，美联储最为看重的“核心PCE物价指数”同比增长仍达4.9%，远超美联储制定的2%的中长期通胀控制目标。

欧洲方面受能源危机影响更大，通胀数据更惨不忍睹。欧元区通胀率从8月份的9.1%跃升至9月份的10%，刷新欧元区25年来的新纪录。其中，德国通胀率从8月份的8.8%飙升至10.9%。欧元区19国中有9国通胀率超10%，爱沙尼亚9月通胀率甚至超过24%。

再来看经济增速方面，向来乐观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年增速仅为3%，年则将进一步放缓至2.2%；美联储预测美国经济年增速为0.2%，年为1.2%；而深陷能源危机的欧洲经济核心国家德国则预计其经济将陷入衰退：年增速预计为1.4%，年则将下降0.4%。

经济增长方面也还处于难解状态。除了俄乌冲突与能源危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已逐步消退，以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尚不具有类似于前一轮半导体、互联网等科技革命那样的划时代意义及对经济社会的重大推动作用；

全球化方面也似乎走到了器满则倾、物极必反的境地：近年来贸易纷争不断，WTO体系名存实亡，新的贸易框架层出不穷却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逆全球化”的方向。“俄乌冲突”则加剧了东西方政治对立与经济脱钩，贸易保护、经济独立和产业自建的“逆全球化”之风愈演愈烈。

走出当前“滞胀”的可能结局

从目前的形势看，俄乌冲突双方均未有让步迹象，局势焦灼而一时难以分解，欧美能源危机短期也无法缓解，通胀率预计仍将维持高位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方面能源自给能力较强，且美联储开始激进加息，通胀预期较欧洲相对较好，但要实现2%的通胀控制目标较难。

经济增长方面则也是在中短期难言乐观。一方面是对经济社会具备划时代重大推动意义的科技革命尚未显现，全球经济进入“存量博弈”时代，除了局部结构性、阶段性机会外，总体上处于较为“鸡肋”的阶段，甚至可能进一步陷入萧条和衰退。

而是“逆全球化”伤害各国经济。虽然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开放局面的深化，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局面，不可能完全脱钩，但基于政治对立和经济安全考虑的局部脱钩与对抗而非进一步开放合作，足够让全球经济“开倒车”。

如果要基于乐观预期，对于全球经济的良好愿望，主要是寄希望于俄乌冲突的妥善解决、其后的东西方政治对立的缓和与国际关系的改善，以及进一步深化的全球合作与开放；各国审慎平衡通胀与经济增长，并在削减政府开支、扩大财政支出、减轻市场税负等方面积极作为；在科技方面，则是需要期待在国际局面稳定开放背景下，新一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出现。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ls/36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