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色列运10万只口罩到中国有多难

劳道财经

文｜高佑思马盖先

编辑｜格格

意识到不对劲的那天，高佑思正搭飞机从北京回老家——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在首都国际机场的候机室、在安检时、在飞机上，他发现许多人都戴着口罩。随后，确诊人数成倍增长，武汉宣布封城，湖北几乎封省。作为“歪果仁研究协会”的创始人，高佑思一直在用话筒和镜头展示外国人眼中的多样中国，此时远在千里之外，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或许我可以在以色列找口罩，然后寄到中国。”

行动从这个想法开始。在中国以色列商会的帮助下，不到17个小时，他们筹集了箱医用口罩，共10万多只；60箱手套，共5万双；70箱手术衣（防护服），共7千件。物资总计箱，重量近1吨。然而，如何将它们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对于满心想要帮助中国的高佑思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高佑思（右）和他的朋友夏波波（左）

一开始，我们以为能顺利找到10万支口罩非常幸运，这应该就解决了捐助的一大半难题了。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仅仅是开始。我们“抢口罩”的同时，我的同伴在中国也在进行一场战斗：为箱物资寻找海外输入的途径。

从我开始找口罩的第一天，我的团队就在寻找靠谱的合作机构来接收我们的物资，送到湖北真正需要的地方。这里不得不提到我心目中的英雄，歪研会的制片薇薇，那支在以色列“抢口罩”的视频就是她剪辑的。

薇薇主要负责这次中国国内物资捐助的流程，那几天，她和团队医院在网上发出的物资征求函，医院的物资需求，但考虑到一天一变样，等我们真正把物资运到中国，医院可能物资已超额，出现爆仓，这会造成浪费，因此，我们决定先联系慈善机构，希望把物资送到他们手上，再经由医院。

那段时间，薇薇一天要打上百个电话，但疫情愈发严重，这些慈善机构忙不过来，电话经常打不通，哪怕打通了，常常要转三四次才会找到对接的人，而且是打电话过去，每次都是不同的人接。这样一来，薇薇需要重新解释事情缘由，无形中也花了许多时间，最终才确定了临近疫区的湖北慈善总会。

同一时间，薇薇比较了多家物流公司，最终定下了能对接慈善结构，且人力充裕的菜鸟裹裹，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菜鸟同意帮我们安排物流运送流程。流程启动后，薇薇便开始了处理文件的漫长过程。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向菜鸟提供海外捐助物资的相关文件，《海外物资捐赠意向书和捐赠物资清单》《受赠人接受境外慈善捐赠物资进口证明》《货物基础信息》《实际使用人收据》《装箱单》和发票，填写这些表格是为了审核受捐方的资质、（所需）物资的型号和标准等等……

我们好不容易定下飞往武汉，又因为武汉封城，班机停飞，在当时那个阶段，菜鸟裹裹的头程资源都是到上海的，所以必须到上海进行清关。然而，上海的海关不接受异地慈善机构，我们的受赠主体全部改为上海慈善总会，希望通过它把物资转交给到湖北慈善总会。这样一来，所以文件又要全部重填。

薇薇三番五次地改文件，我与她有6个小时时差，她经常熬夜与我联系。看起来是5份文件，但每一份的数据需要我们反复确认，最终薇薇来回修改了至少15版。多方沟通的成本真的太高了，时间一点点流失，我们越来越焦急，心里越来越难受。

随着疫情蔓延，物资紧缺的程度愈发严重，中国官方下达新规，海外捐助物资可以不经由慈善机构，这意味医院。我医院发布的物资征集函，医院需要的和我们筹集到的非常契合，赶紧和它建立了联系。

不过，医院联系也不顺利。举个例子，在确定流程过程中，医院官方盖章，但医院的印章不在本部，他们派专人寻来印章，再发音、扫描，也花了不少时间。有一天早上，薇薇8医院确认信息，说着说着，听到电话那头突然传来吼声：“快点开工了！”可见情况非常危急。

医院新院区

最终，我们确定将物资运到上海，再转运到武汉。一切似乎逼近终点了，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震惊全球的消息——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NCP）肺炎疫情定义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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