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特加凯雷特,以色列书店失窃率最高的作
宫子埃特加·凯雷特（EtgarKeret）,年生于以色列拉马特甘。其作品已被译成42种语言，并获颁以色列地位崇高的总理奖、法国艺术暨文学骑士勋章、全美犹太人图书奖等。著有短篇小说集《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美好的七年》《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等，绘本《长头发的猫咪男孩》《小小的王国》等。在面对媒体记者时，埃特加·凯雷特并不是个“诚实”的人，这一点从他的小说中就能感受出来——奇思幻想，参军归来的父亲们会变成兔子，桌面上摆放的压缩汽车，因为缺乏父母陪伴而变成猫咪的小男孩，趣味与热情是他写作的主要动力。在他的小说中，人们总能在清晰深邃的主题中，探寻到轻盈与乐观的部分。这种乐观来自于凯雷特父母的影响。作为二战时受害的犹太人，凯雷特的父亲在困境中表现得出奇乐观，在避难的防空洞中不断告诉家人，要积极地相信这一切苦难都会过去，世界会变得更好，眼前的灾难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本质是邪恶的等等。不过这种乐观情绪并没有完全传递给凯雷特。在童年，他写了第一个故事给自己的哥哥阅读，然后被兄长扔进了垃圾桶。19岁时，他把第一个正式完成的作品寄送给以色列的国民作家阿摩司·奥兹，在得到鼓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小说过度沉浸于服役时的压抑情绪，缺乏超脱感。但现在，我们已经能从他的故事中体会到这种悲悯中的乐观情绪。在最新出版的两本作品《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和《想成为神的巴士司机》中，有两则小故事能够很明显地体现凯雷特的文学主题。《想成为神的巴士司机》中，那位巴士司机是渺小交通工具的统治者。他仿佛是个功利主义者，坚持集体利益最大化，所以从来不会为任何迟到的人多等一分钟，他的逻辑如下：如果他拒绝为迟到的人单独停车30秒，那么那个迟到的人要浪费15分钟等下一辆巴士；但如果他停车等待30秒，假如车上有60名乘客，每人都为此浪费30秒钟，那么最后等于浪费了整整30分钟的时间。因此他从不单独为某个人停车。但终有一天，他遇到了失恋的埃迪，理解了这个失意人情绪的巴士司机在原地等了他一分钟又一分钟。也许在这个结局里，他的形象才更接近于一位真正的神。在《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中，则穿插着两个人的来信。一个是密室逃脱游戏的预约游客，一个是密室逃脱的老板。老板以预约当天恰好是以色列国家大屠杀纪念日、不得进行娱乐活动为由，拒绝了游客的预约。而游客则反驳——我的母亲也是大屠杀受害者，她正想通过这种游戏活动来从苦难中获得摆脱，难道你连给一个受害者从痛苦回忆中获得喘息的机会都不愿意给吗？一定要让每个人陷入麻木的哀悼状态吗？于是，在一来一回的信件对话中，凯雷特的故事令人重新思考我们对待历史苦难的方式是否缺乏包容性这一问题。这就是埃特加·凯雷特的小说风格，仿佛游戏或童话般的开局，奇特但并不荒诞的情节走向，以及充满现实温情的最终结局。《想成为神的巴士司机》，[以]埃特加·凯雷特著，楼武挺译，浦睿文化
湖南文艺出版社，年5月。————对话埃特加·凯雷特————新京报：在波兰有一个你住过的特别窄的房子。能简单说说当时的状况吗，现在会不会偶尔怀念那个住所？凯雷特：华沙的那个“凯雷特之家”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被称为世界上最狭窄的房子。他的设计者是波兰建筑师雅库布·什琴斯内（JakubSzczesny）。作为小说读者，什琴斯内对短篇小说的形式非常惊讶——它简约短小，却在其中具备了一个故事所必需的一切。他尝试建造了很多与我的小说风格相似的建筑。新京报：我以为你是出于困窘才住在那个窄屋子里呢。凯雷特：在一段时间内，我是“凯雷特之家”的居民，但这个地方其实也对其他艺术家开放。每次参观那个地方都让我很心潮澎湃，对我来说，它的隐喻意义要远远大于它作为一个建筑实体的物理意义。它是我诗意与美学的隐喻之家。位于波兰华沙的“凯雷特之家”。最窄处仅有0.92米，最宽处也只有1.52米。该建筑并不符合《波兰建筑规范》，但作为一件艺术装置而存在于两座大厦的空隙之间。年建造完成后，凯雷特成为该房屋的第一个使用者。新京报：当你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你把自己的故事寄了给奥兹，那时他对你说了什么？凯雷特：已故的奥兹先生在第一次阅读我小说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其中的痛苦。那个故事是我19岁的时候在就职的军事基地里发给他的。但在他的回信里，他真正关心的痛苦倒并不是我发给他的故事，而是他担心我会自杀。当时拿到奥兹的回信，说实话，我挺失望的，因为奥兹基本没有怎么谈论我写的作品。不过，当我回过头来重新阅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意识到，假如我能够超越当时奥兹所指出的痛苦与抑郁的情绪，那肯定会是一个更好的故事。绝望、抑郁，在三年的义务兵役期间，这是两种支配我的情绪。新京报：萨曼·鲁西迪在评论您的小说时说，你的作品显示出了“下一代人的声音”。你是如何看待“下一代人”这个评价的，你会感觉自己与之前的以色列作家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吗？凯雷特：鲁西迪的评论是我收获到的最大赞美之一。我认为，他指的“下一代人的声音”是说我简短而紧凑的写作风格。这种写作风格可能更适合21世纪这个忙碌、充满焦虑、缺乏耐心的世界的读者阅读。新京报：那作为一个以色列作家，你对A.B.耶霍舒亚的小说有什么看法——我读过两本他的小说，恕我直言，我有点无法忍受他在文学中过于强烈的民族观点。他把耶路撒冷视为所有人必然的精神归宿，并且有不容外来事物玷污的感觉。凯雷特：耶霍舒亚是和我截然相反的那种作家。他写的都是那种厚重的历史小说，而我更偏爱简约的短篇。而且，像大多数以色列作家一样，耶霍舒亚一直在试图讲述整个国家的宏观故事，并创造一些民族叙事。而我的故事更倾向于以个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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