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犹太人自己的大熔炉

四年前，当准备好所有“证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材料后，Dima终于获批移民以色列。他开心地离开以色列驻俄罗斯大使馆的移民柜台，但立马又转身回去，问了移民官一个问题：“不好意思，我能很快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们在乎谁移民吗，教授？那些更受教育的人？还是其他？”

移民官摇了摇头，“不会，我们只确认你是否是犹太人。每个犹太人都有权利回来。”

年5月14日，以色列正式宣布建国，此后这个地中海小国虽然多次经历战争，但人口翻了十余倍，达到了如今的多万人，其中余万是犹太人。我在以色列旅行期间，碰到的本地人来自全球各地，如哥伦比亚、阿根廷、美国、法国、俄罗斯等，他们聚集在此，学习一起生活，共同打造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耶路撒冷旧城全景本文均为万蜜图何为犹太人？Dima今年57岁，出生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在苏联时期做了6年记者，后来进入高校任教，主要研究政治与媒体的关系。移民以色列后，他工作于阿里尔大学（ArielUniversity）。

他生长在一个传统的俄罗斯社区，除了家里被束之高阁的那本犹太百科全书，周围几乎没有任何犹太元素。

“我6岁时祖母就去世了，我父亲是犹太人，可事实上，他从未去接触犹太相关的东西，从未去过犹太教堂，从没研究过犹太教。我在此前，也从未觉得自己是一个犹太人。”Dima说，或许自己生长在叶卡捷琳娜地区，远离东欧，他的成长过程中，并未因为犹太人的身份遭受过任何排挤。他唯一的犹太证明，是曾经俄罗斯护照文件上的标注。

促使他最终于年去以色列寻根的直接原因，其实是近些年俄罗斯经济与学术环境的每况愈下，他想要寻求更好的生活。

三年后，因机缘巧合，我和Dima坐在了成都的一家咖啡馆。他的话语饱有授课时的激情，几乎鲜有停顿，我们密集地聊了近四个小时的苏俄和以色列。

巴勒斯坦人和他们背后的检查站我问他，“你觉得何为犹太人？”这是我去以色列之前脑海里一直盘旋的问题：这个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民族，靠什么来维系他们的认同？一位以色列记者阿里·沙维特在他的《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悲情与荣耀》中写道：“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强大的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族，代代相传。”这也是大多数的观点：并非国家造就了犹太民族，而是共有的宗教和文化，以及共同面对的外邦人的隔离，让这群人成为犹太人。

显然Dima的情况并非如此，虽在一个犹太家庭中长大，犹太的宗教和文化对他来说却只停留在字面上，他没有受到过社会隔离，也早已浸润在俄罗斯的文化体系里。如何辨别一个犹太人？他笑道，“我们开玩笑说，大家不光看你的护照，还会看你的长相。”

他指着自己的鼻子，“你可以从一个人的鼻子就能认出他是不是犹太人。”Dima的鼻子较大，鼻梁高，两侧鼻翼厚——这在我眼中却是所有西方人的鼻子。“还有悲伤的眼睛。”他补充，这就是他们自己眼中犹太人的典型长相。

光有长相不行，在获取移民以色列许可的时候，他需要用尽全身力气，去证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第一次去时，移民官告诉他，准备的材料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往上三代的亲属关系证明、相关照片、祖父母何时何地结婚的证明、甚至祖父母的墓地照片等等。幸运地是，Dima找到了祖父母的婚姻登记资料，上面清楚地写着他们的结婚时间和双方民族，即犹太人。他还找到了祖母的出生证明，上面标明祖母的父母也是犹太人。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在一片荒芜的犹太墓地中，找到了祖父的墓碑，从各个角度小心翼翼把大卫星、希伯来文等标志和墓碑拍在一起。这样，第二次去移民柜台时，他才顺利拿到了许可。

正在服兵役的以色列年轻女性“其实很多人都被拒绝了，即使他们很犹太，有着犹太鼻子，但他们没法证明自己，那也没办法。”Dima说。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回归法》（LawofReturn），规定任何犹太人及其配偶，都能获得以色列国籍。而界定犹太人的标准，是你只要拥有一位犹太祖父母或者皈依了犹太教的祖父母就可以了。

这个相当宽松的定义，并非来自犹太传统律法，而是沿用了年纳粹的《纽伦堡法案》。以色列如此做，向全世界宣告了为所有犹太人提供庇护的决心。如果你身体里流淌着犹太血液，那你就是一个犹太人。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无关乎你是否还在坚持犹太文化、信仰犹太教。

大马士革门外的游客内部冲突Dima只是上百万选择移民以色列的前苏联犹太人之一。如今全球万犹太人中，几乎一半都住在以色列。以色列的复杂，不仅在于永不休止的巴以冲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种族冲突，还在于各种交织于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矛盾：坚守犹太传统还是拥抱现代文明？固守于移民前所在地的文化习惯，还是相互磨合改变？信仰宗教、远离尘世，还是积极投入热闹的酒吧，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

除了少部分原本就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以色列还有从阿拉伯世界迁移过来的东方犹太人、来自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等。他们拥有不同的籍贯，携带着各异的文化、信仰与政治主张。

不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在建国之前就广泛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第一批欧洲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地区时，便遭到了本土虔诚犹太人的抵制和鄙夷。在后者眼中，他们极端世俗，完全背离犹太传统。随着后来上百万世俗的前苏联犹太人的到来，宗教虔诚与世俗间的冲突越来越大。

伯利恒的隔离墙极端正统的犹太人又称哈瑞迪人，他们严格遵守犹太传统与规则，与世俗划清界限，有的甚至反对以色列主动建国，主张要等上帝来结束他们的流散。你若在耶路撒冷大街上看到头戴黑色帽子、穿着黑色长袍外套、鬓角留着长发、行色匆匆的人，那他们大概率就是哈瑞迪人。不要上去搭讪，因为他们一般不与外人接触，尤其是异性。哈瑞迪人14岁以后就不再接受世俗教育，不用纳税，接受政府补助，还不用服兵役。建国初期，每年大约只有人左右的哈瑞迪人免除兵役，但因为他们的高生育率（平均每个哈瑞迪女性会生6.2个孩子，而其他犹太女性只生2.4个），到年，每年免除兵役的哈瑞迪人达到了6.25万人。他们成了以色列社会的一大隐患。

一位欧裔的年轻犹太人向我抱怨，“这群人在做着自欺欺人的事情！”她对犹太极端正统派非常不理解，认为他们的教条有时候简直不可理喻。比如为了遵从在安息日绝对不干任何事情的教义，有的哈瑞迪人会把电梯设置成每层都停，这样就不用按电梯了；不吃地上养的猪肉，就在猪和土地之间隔一层木板，表示这不是生养于地上的猪。“你觉得这样有意义吗？”她反问我。

一方面，宗教和世俗人士互相埋怨。另一方面，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由于受到过更好的教育、拥有更高的收入，大多处于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又看不起那些贫困保守的其他犹太人。

圣墓教堂内的信徒们在如此复杂的国度里，Dima初期过得并不顺利。虽然身为犹太人，但周围的世界于他完全是陌生的。他听不懂人们在说些什么；拿到罚款单，因为看不懂具体内容错过罚款日期，被迫缴了双倍的罚金；一直到现在，由于希伯来语未达到相关水平，他还不能在大学授课。在过去53年的俄罗斯时光里，他没有遇到过这些困难。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重新学习语言，重新认识周围的人和社会，学着和自己的民族同胞相处。

多元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色列因为复杂而包容。Dima告诉我：在耶路撒冷，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了避免争端，最好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然而，我在耶路撒冷待了6天之后的体会却是：你可以自然而然和遇到的每一个人谈论信仰，仿佛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清晨，我早早地登上橄榄山，俯瞰整个耶路撒冷。耸立在最高处的圣殿山上，圆顶清真寺的金顶折射出朝阳的柔光，它的左侧是拥有深棕色圆顶的“最遥远的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旧城的城墙在下面蜿蜒延伸至远处，城墙下则是起伏的现代公路。

圣殿山是世界上最神圣也最充满争议的地方之一。它是犹太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所在地，耶稣曾在此布道，赶走把圣殿当作集市的人。同时，它还拥有着伊斯兰教最神圣的两座清真寺，穆罕默德在这里升天。

哭墙前祈祷的人圣殿山所在的旧城被完全笼罩在一片金黄中，古老的石头建筑密密麻麻排列在一起，分不清边界，教堂的钟声从远方缓慢而至。大批游客还没到，我得以在橄榄山上享受片刻安静。传说橄榄山是基督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地方，所以约15万信徒选择葬于此处，他们早早地占好了位置。沿斜坡往下，人多了起来，《圣经》中一个个故事发生地在眼前铺开：有抹大拉的玛丽亚教堂，纪念这位被耶稣拯救的妓女；有传说耶稣的被捕地客西马尼花园，花园里栽种着全世界最古老的橄榄树，其中3棵经科学测定有余岁；还有圣母玛丽亚之墓，昏暗狭小的地下空间挤满了朝圣者和游客。

我就这样下山，又在人流中被推进了旧城，差点涌入穆斯林才能进入的圣殿山北门（非穆斯林只允许从哭墙上的摩尔门进入），然后因为没有头巾显然是非信徒而被拎了出来。

除了圣殿山，旧城基本可以划分为基督徒区、穆斯林区、犹太区和亚美尼亚区，各种各样的人和宗教信仰在这里相遇。我用了一小时挤进旧城，跟着络绎不绝的人走了苦路（耶稣背着十字架，在生命最后走的路程），排了三小时队拜访了耶稣受难的圣墓教堂。然后好不容易穿过人群，用头触碰了上千年历史的西墙。我的周围有来自美国、台湾和韩国的朝圣团，有对宗教知之甚少的观光游客，有裹着头巾赶路的阿拉伯人，还有吆喝不断的俗世买卖者。然而遗憾地是，人群中我丝毫没有感受到属灵气息。

晚上我精疲力尽回到青旅，同屋的一个德国姑娘正在收拾东西，她颇有兴致问我去哪儿了。我向她讲述自己所见的旧城，虽然厚重，但我感受到的更多是游客和商业的压力。

她笑了，“我感受跟你一样，实在太多游客，不过我只要一站到西墙前，就会情不自禁流眼泪。”这位德国姑娘几乎每年都会来一次耶路撒冷，她认为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找到一处被感动的地方，于她而言是西墙，于我，只是需要更多时间。

第二天德国姑娘离开了，住进来了一位从哥伦比亚移民来的五十多岁的犹太阿姨，她有事要短暂在耶路撒冷停留。我还没开口问她的信仰，她就开始在床上开始了打坐冥想，完了极力向我推崇这种生活方式。

耶路撒冷新城年轻一代尽管承认耶路撒冷确实有数不清的宗教圣地，但20岁出头的Daria认为，有时游客比他们以色列人还要热衷于去看那些宗教事务和犹太历史，比如她不理解我如此不厌其烦地进入每一座犹太教堂，“这些教堂里面都大同小异，看一座就够了吧！”

她很小就和父母从乌克兰移民以色列，和周围的朋友一样，她崇尚自由，不怎么笃信宗教，也很少主动回顾犹太人的伤痛历史。没有经历过颠沛流离，大屠杀对她只存在于教科书中。Daria说，“我并不是对犹太历史没有感情，只是我从小学就开始听大屠杀的故事，每年学校都会组织去大屠杀纪念馆，高中就去奥斯维辛……我已经习惯到没有感觉了。”

面对耸人听闻的巴以冲突，她的态度也极为轻松，“不要大惊小怪，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她告诉我，自己一位朋友的亲人就是在排队的时候突然被枪杀的，他们甚至会开玩笑，说巴勒斯坦人一到夏天就开始扔炸弹，到处放火。“但又怎样呢？”她双手一摊，“生活要继续。”

她对世界充满了新奇。我们一起吃饭时，面对我的种种就餐习惯（比如我不吃葡萄皮，不吃番茄皮），她会睁大眼睛，用极其夸张的语调“质问”我，“你竟然不吃皮，为什么？！你太奇怪了！”

和世界各地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自由，关心平权。在特拉维夫，同性恋可以公开生活在一起，你可以在摇曳多姿的夜里，去体验这座城市热闹的同性恋酒吧。耶路撒冷也不例外，6月底，这座城市会有LGBT群体的大游行。

我住的亚伯拉罕青旅是耶路撒冷非常老牌且受欢迎的一家，除了接待游客，他们还会定期举办一些本地人参加的活动。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场现场表演：“阴道独白”。演出一半是英语，一半是希伯来语，几位年轻女生站在台上，用希伯来语高声说出“阴道”这个词，反对对女性的暴力，颂扬女权。

正在服兵役的以色列年轻女性对犹太传统的反叛与回归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初，其实就是对犹太传统和历史的反叛。他们愤怒于只接受驱赶和迫害的绵羊般的传统犹太人，渴望创造“新犹太人”，拥有强健体魄，会主动反击，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追求新的身份，以色列最早的四位总理还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表示与过去决裂。

上世纪三十年代，其中一部分复国主义者搬到了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场基布兹（Kibbutz）。人们种植柑桔，共同劳动和生活，用身体和双手感受这片土地，怀抱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

可如今国家建立起来了，和平却遥遥无期，长久以来培养爱国主义青年的基布兹也在逐步瓦解，很多以色列人开始转向自己的犹太传统，不是为了皈依宗教，而是在此寻求民族根源和认同。

在Dima眼中，以色列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宗教和语言。少了其中一个，这个国家都不可能被建立。他也正是从这两方面逐渐深入了解自己的民族。

在耶路撒冷住了三年，他缓慢地探索着自己精神的世界，并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他的脑海中开始莫名出现童谣歌词，最后还将其汇集成册出版了。“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任何歌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去以色列的人，都会有一些变化，有的开始画画，有的开始摄影。我不信上帝，但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Dima记得，歌词总在他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才会来，而他在适应以色列社会时，总是觉得不舒服。

耶路撒冷街上弹琴的人希伯来语中有一个人们常用的短语，就是“耐心点儿”，“慢慢来，要耐心多久呢？永远！”Dima说，如果以色列人说他会在40分钟来，那通常你会等一个小时。以色列的公交车也时常晚点，但只要它不受袭击，它就会来，“我开始接受事情本身的样子。”我记得刚抵达耶路撒冷的下午，去青旅门口的小店买SIM卡，价格和套餐都谈妥当了，但装上手机却迟迟接收不到信号。我满脸狐疑地看着老板，一直问还要多久。老板留着络腮胡，头顶着一顶基帕（犹太人戴的小圆帽），不时和周围路过的人打招呼，不时笑着用口音浓重的英语安抚我，“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再等等，没问题的！”

半个小时后，手机才顺利接收到了信号。这个民族需要强大的耐心等，等建国，等和平，如同基督徒等耶稣的第二次降临。

为了了解犹太教，Dima每周安息日都会到犹太教堂礼拜。拉比站在中间用希伯来文讲话，大多数时候，他听不太明白。但若不去，他又会觉得生活里少了什么东西。每周，他坐在教堂里同一个位置，左右看看，眼前还是那个带孩子的中年人，还是那个从哥伦比亚来的卖报纸的人。“你知道吗？我看着这些熟悉的人，虽然听不懂，也很少跟他们讲话，但不知为何，我的精神却一点点得到安慰了。”

“这是信仰的力量吗？”我问。

Dima摇摇头，“不，这是希望的力量。”他想了想，接着说，“耶路撒冷是个神奇的地方，几年后，我开始认为生活可能不止一个真相，具体哪一个是真的，取决于你个人。”

至于自己的犹太认同，他说，“如果你问我是不是变得更像个犹太人了，我会说，可能在精神上越来越靠近了。但无论如何，犹太教不是我的信仰，它对我来说，还是停留在一种民族传统上。”只有在谈到巴以问题时，他的犹太人身份格外清晰。他话语坚决，“你们想建立自己的国家，没问题！但在建国之前，能不能先开始打扫卫生，从家门口的街道开始？”

我和Dima的聊天随着咖啡馆即将打烊而结束。他突然兴起，坐到了中央的钢琴前，闭目弹奏了一首苏联曲目。他还在继续寻找着自己的犹太身份。

我想起耶路撒冷大街上摆放的那架钢琴，在夜晚，总有各种络绎不绝的路人上去演奏，也总有人驻足下来，放下身份和冲突，随着音乐轻轻摆动身体，安静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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